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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画了一幅《秋枫图》，画了三年。三年里，她画了撕，撕了画，画了又撕，撕了又画。她画了无数幅，撕了无数幅，撕到纸屑堆了满地，撕到墨汁溅了满墙，撕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画不出那片枫叶了；她怕画不出那片枫叶，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她画到最后，只剩下几笔枯墨，几片残叶，几点淡红。可就是这几笔，几片，几点，比她从前画的所有枫叶，都更让人心疼。因为她把她的命，画进去了。她的命，是苦的，是淡的，是瘦的，是冷的。可她的命，也是倔的，是硬的，是不肯低头的。
她写了一首《枫叶》，诗里有一句：
“枫叶红时秋已深，秋深人静夜沉沉。不知明月何时满，只恐西风又送砧。”
枫叶红时秋已深——枫叶红的时候，秋天已经深了。秋深人静夜沉沉——秋天深了，人静了，夜也沉了。不知明月何时满——她不知道月亮什么时候会圆。只恐西风又送砧——她只怕西风又送来捣衣的声音。她写的是枫叶，也是她自己。她的秋，深了；她的夜，沉了；她的明月，不知何时才能圆；她的西风，不知何时才能停。她不怕秋深，怕的是秋深以后没有人陪；她不怕夜沉，怕的是夜沉以后睡不着；她不怕睡不着，怕的是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他。想他了，就会哭；哭了，就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她怕自己会死。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还有某家的香火，还有那些没有画完的枫叶。她必须活着。活着，才能画；活着，才能写；活着，才能证明她没有忘记他。
她晚年，是在秋红轩里度过的。秋红轩，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秋是枫叶，红是颜色。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枫叶，红在枝头，红在风里，红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中。她一个人，住在虎丘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画，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画枫叶了。不是画不动，是不想画了。画枫叶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画给谁看呢？
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写诗上。她写了一首又一首的诗，写给枫叶，写给秋风，写给那些她再也见不到的人。她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淡，越来越不像诗，像她这个人——短，淡，孤，冷。她用词越来越少，用意越来越多，词淡到几乎没有颜色，意多到纸都皱了。她不是在写诗，她是在哭。把哭写成诗，把泪化成墨，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
她活到五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苏州的秋红轩上，落在虎丘的枫林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秋红轩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秋红轩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秋红轩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不知明月何时满，只恐西风又送砧。”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明月，不知何时才能圆；她的西风，不知何时才能停。她不怕等，怕的是等不到尽头。可她等了，等到了尽头。尽头不是他回来，是她死了。她死了，等也死了。可她的诗没有死。她的枫叶没有死。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枫叶红的秋天，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那枚枫叶还在枝头红着，那片西风还在送着砧声，那个人还在等着。等谁？等他。等他回来，等他从那场永远醒不来的梦里回来。他回不来了。她知道的。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秋红轩的瓦上，落在虎丘的枫林里，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
她在《秋红轩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枫叶红时秋已深。”她的秋，深了；她的叶，红了；她的命，薄了。可她不怕薄，怕的是薄了以后没有人看见。她被人看见了。不是因为她有名，是因为她的诗，她的诗替她活着，替她等着，替她守着那枚永远不落的枫叶。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