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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吴保初忽然有了片刻罕见的清醒。他眼神清明，甚至泛起一丝微弱的光彩，示意老仆近前。
“笔……纸……”他声音微弱，但清晰。
老仆连忙取来纸笔，扶他勉强半坐。吴保初的手颤抖得厉害，已无法握笔书写。他摇摇头，放弃了，目光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缓缓说出几句话，像是遗言，又像是自语：
“一生……两截人。前半截……想做事，做不成；后半截……想躲事，躲不开。辜负……父亲厚望，愧对……复生肝胆。身似……漂萍，心……如死灰。炎世……非我子，弱男……非我女。也好……干净。”
说完，他长长地、极其疲惫地吁出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重新躺下，闭上了眼睛。呼吸渐渐微弱，直至停止。
老仆呆立片刻，缓缓跪下，老泪纵横，对着已然无声的主人，重重磕了三个头。
三
吴保初的丧事办得极为冷清草率。正如他生前所料，在这个新旧交替、人心惶惶的年代，一个过气的前清遗老、落魄文人的离世，引不起任何波澜。
灵堂设在一楼客厅，一口薄棺，几对白烛，连像样的挽联都寥寥无几。几位尚在沪上的安徽籍旧相识送来奠仪，略坐即走。租界里的报纸，或许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登了条简讯：“前清轻车都尉吴保初君病逝沪上”，仅此而已。革命党人不会关注他，遗老们自顾不暇，新时代的弄潮儿们更不知他是谁。
吴炎世作为嗣子主持丧事，神情木然，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各项琐务，像是完成一桩差事。他最终决定扶柩回安徽庐江老家安葬。
出殡那日，天气依旧阴沉。送葬队伍不足二十人，一口黑漆棺材由四个杠夫抬着，吴炎世扶柩在前，老仆手持引魂幡在后，再后是三两旧友和帮忙的邻居。没有浩荡仪仗，没有哀乐，只有细雨打在伞面上的沙沙声，和着稀疏寥落的脚步，穿过租界湿冷的街道。
一些路人驻足观望，低声议论：“谁家出殡？这般冷清。”“听说是以前一个什么‘公子’，前清的，败落了。”“唉，这年头……”
队伍行至码头，棺木抬上雇来的乌篷船。吴炎世与老仆登船，其他人岸边拱手作别。船篙一点，乌篷船缓缓离岸，驶入蒙蒙雨雾笼罩的黄浦江，向着长江、向着上游的故乡而去。那曾经煊赫一时的“北山楼”主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羁留半生、却从未真正融入的上海滩。
船行渐远，最终消失在雨幕水天之际。岸上的人散去，仿佛什么也没发生。只有湿冷的江风，依旧呜咽着吹过码头，卷起零星的纸钱灰烬，打着旋，落入浑浊的江水，转瞬不见。
而在千里之外的江西西山，陈三立是在数月后，才辗转得知吴保初病逝的确切消息。那时已是初夏，山间绿意葱茏，但他接到沈曾植带来的信时，却感到一阵深秋般的寒意。
他独坐精舍良久，展开素笺，提笔写下《哭吴彦复》四首。其一云：
海内论文久，人间阅世频。
江湖双鬓改，风雨一灯沦。
有子歧途远，遗编劫火湮。
故山归骨好，松栎护残春。
诗句沉痛，既伤悼故人零落，亦叹其嗣子不肖、著作飘零。“有子歧途远，遗编劫火湮”十字，道尽吴保初身后最大的悲哀——血脉传承的断裂与文化痕迹的湮灭。写罢，他掷笔长叹。
他知道，随着吴彦复的离去，“清末四公子”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所代表的那群人、那个时代氛围，已消散在民国初年纷乱的风烟之中。谭嗣同为变法献身，英名永流传；丁惠康早逝，志业待彰；吴保初潦倒，身后萧条；而他自己，则选择隐居山林，以诗存史。不同的道路，相似的沧桑，共同构成了那个激烈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幅悲怆画卷。
他将诗稿收起，与之前悼念丁惠康的诗作放在一处。西山夏日的蝉鸣聒耳，但他听来，却仿佛夹杂着黄浦江上的风雨声、珠江畔的书页声，以及所有已逝者无声的叹息。一个时代彻底落幕了，而下一个时代的喧嚣与未知，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