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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肇建,五色旗初升,江西义宁西山的岁月,却仿佛凝固在另一个时空刻度里。陈三立自清帝退位诏书颁下之日起,便不再使用宣统年号,亦不书民国纪年,只以干支或时令节气标注诗文稿件。对于这个崭新的“共和国”,他保持着一种复杂而矜持的疏离。
在他眼中,这场革命固然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满清朝廷,但仓促建立的民国政府,内里依旧是旧官僚、旧军阀与新进革命党人混杂的混合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爆发、袁氏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将“共和”的光环击得粉碎,露出内里依然是独裁专制、权力倾轧、武人干政的残酷底色。
“共和共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一次,沈曾植来访,谈及近来时政,忍不住拍案痛斥,“袁项城之心,路人皆知。所谓议会、约法,不过其窃国权柄之装饰。可叹孙、黄诸君,流血革命,竟为他人作嫁衣裳!”
陈三立为他斟茶,神色平静中带着洞悉世情的冷峻:“子培兄不必过于激愤。袁氏之为人,戊戌年便已看清。其能出山逼宫,又能挟革命之势以自重,手腕心计,确非常人。革命党人理想高远,然书生论政,空言多于实绩,组织散漫,又无强固武力为后盾,失败亦是必然。如今南北名义虽统,实则暗流汹涌,国基未固。我辈放废之人,冷眼观之可矣。”
话虽如此,他内心并非全无波澜。民国二年(1913年)秋,原湖南巡抚、民国初年曾任内务总长的熊希龄(秉三)组阁,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其中不乏梁启超等昔日维新同道。熊希龄曾致信陈三立,言辞恳切,邀其出山,或主持某文化机构,或担任顾问,为共和建设贡献智识。
陈三立展读来信,沉吟良久。熊秉三是湖南新政旧友,情谊非浅。信中所谓“共和初建,百废待兴,尤需老成硕学,扶掖文教,维系人心”,亦非虚言。然而,想到父亲陈宝箴戊戌后被黜、郁郁而终的往事,想到自己“永不叙用”的诏命虽随清亡而失效,但那段创痛早已深入骨髓;更想到如今政坛依旧是袁世凯翻云覆雨,所谓“人才内阁”恐难有作为,出仕不过徒增烦恼,或竟沦为点缀。
最终,他提笔回信,婉言谢绝:“……三立山野散人,疏慵成性,于新政体、新学术懵然无知,实难适应时需。且衰病侵寻,志气消磨,唯愿老死丘壑,课子读书,了此余生。秉三兄抱负宏伟,任重道远,望善自珍摄,为国为民,多做实事。弟遥祝而已。”
信寄出后,他对长子陈衡恪叹道:“熊秉三心意虽好,然此非出山之时。庙堂之上,依旧是虎狼之地。我等经历过戊戌惨变之人,更当知‘苟全性命于乱世’之理。况且,”他望向书架上父亲遗像,“我陈氏家风,清介自守。既已绝意仕途,便当一以贯之。诗书传家,未必不是报国之道。”
陈衡恪已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因学业优异,受聘回南昌某新式中学任教美术与国文。他理解父亲的选择,亦决心在教育事业上安身立命,同时继续精研书画。父亲的坚守,对他而言,是一种人格的示范与精神的依托。
这一时期,陈三立的诗作愈发沉郁苍劲,将家国沧桑、身世飘零之感,与对自然山水的静观体悟,熔铸得浑然一体。他写山居:“乱峰围古屋,野水蚀残碑。独立苍茫际,何人识此悲?”他感时:“新亭涕泪山河异,故国烟霞草木深。莫向残阳温旧梦,寒鸦数点噪空林。”字里行间,既透露出对前朝的复杂追忆与对现实的冷眼旁观,又蕴含着一种超越具体政治兴废的、对文化命运与人生意义的永恒思索。
诗名日隆,“同光体”领袖的地位愈加稳固。四方慕名求诗、请序、请教者络绎于山道。陈三立对真心向学者,总是耐心指点;对附庸风雅、借其名望者,则冷淡疏远。他的精舍,成了民国初年一片独特的文化飞地,吸引着那些在新时代里感到失落或依然眷恋旧学的人们。
二
陈寅恪因脚气病加重,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他求知的渴望强烈。接着,他又在他三舅俞明颐和江西省教育司个人和官费资助下留学欧美,先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主攻语言文学、梵文巴利文、东方古文字学。在他多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国内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取道上海返回。他没有立刻回西山,而是应北京某学术机构之邀,暂留北平,参与一项古籍整理项目,同时考察北方学界状况。
此时的北平,虽已非帝都,然文化积淀深厚,新旧学人汇聚。陈寅恪先后拜访了王国维、罗振玉、柯劭忞等硕学通人。这些前辈学者,或精于甲骨金石,或长于西北史地,或邃于经学小学,其治学方法虽各有侧重,但皆重视实证,功底扎实,给陈寅恪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王国维,其“二重证据法”(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互证)以及对戏曲、词学、古史的精深研究,令陈寅恪钦佩不已,引为学问上的同道与楷模。
与此同时,他也接触到胡适等新兴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他们的言论主张,如“打倒孔家店”、“文学革命”等,激烈地冲击着传统文化的一切规范。陈寅恪阅读《新青年》上的文章,倾听北大校园里的辩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他欣赏新派学者引入的西方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认为这对打破旧学僵化、促进思想解放确有裨益;但对于其全面否定传统、尤其是鄙薄考据训诂之学的态度,则难以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