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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二年（1913年）初春，上海公共租界北山路那座石库门宅院更显颓败。门楣、檐柱和窗棂上漆皮剥落，如同它主人的命运，在新时代里摇摇欲坠。
二楼卧房内，吴保初蜷缩在厚重的被褥下，形销骨立。房间窗户紧闭，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和一种久病之人特有的氛围。自去年秋天病情加重之后，他便再未能起身。民国建立带来的短暂冲击与茫然早已过去，如今只剩下肉体日复一日的折磨与精神的彻底枯竭。
他勉强睁开无精打采的眼睛，望向床前侍立的老仆，嘴唇翕动，声音细若游丝：“今儿……初几了？”
“老爷，今儿是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三了。”老仆俯身，小心翼翼地为他掖了掖被角，“外头……外头倒春寒，冷得紧。”
“民国二年……”吴保初喃喃重复，嘴角扯出一丝似哭似笑的弧度。是啊，早已是民国了。宣统成了历史，“大清”成了故纸堆里的名词。可这“民国”于他，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又一轮城头变幻大王旗。去年此时，还听闻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热闹了一阵。可今年开春，报上已满是宋教仁被刺的新闻，南北之间火药味再起。这共和，似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血腥与残酷的较量。
“炎世……今日来过吗？”他问，尽管心里知道答案。
老仆神色尴尬，低声道：“少爷……少爷早上差人送了些药材和钱来，说是在汉口生意上走不开……”
“生意……”吴保初闭上眼，不再追问。什么生意？不过是借口。那个过继来的嗣子，早已视他这个缠绵病榻的父亲为累赘。民国了，旧的礼法约束似乎也松动了，儿子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追求他的“新生活”，而将他这个前清遗老、落魄文人抛在脑后。
他想起了女儿吴弱男。最后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是去年冬天，一封从日本辗转寄来的信。信很短，只说她在东京女子师范求学，并积极参与留学生爱国活动，言语间充满了对新国家的期待和对革命的热情。信末，她写道：“父亲，新时代已至，愿您保重身体，或可换一种眼光看待这世界。”言辞礼貌而疏远。她没有回来，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她属于那个他完全陌生、甚至让人不安的新世界。
“都走了……也好，也好。”他低声自语。孤独，是他生命最后时光的底色，如今不过是这底色彻底吞没了最后一点光影。
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他蜷起身子，老仆连忙递上痰盂。咳出的痰中带着暗黑的血块。他知道，大限不远了。
“把那本……蓝布封面的书……拿来。”他喘息着说。
老仆从床头柜深处取出那本谭嗣同《仁学》的抄本。吴保初颤抖着手，抚摸着封面上“仁学”两个墨饱笔酣的字，却没有力气翻开。
“复生……复生兄，”他对着虚空，声音微弱，“你看见了么……你想要的‘冲决’，真的来了……大清没了……可这冲出来的……又是什么样子？你当年……可曾想过？”
无人回答。只有窗外料峭的春风，吹过弄堂，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呜咽。
二
吴保初的病情急转直下。进入三月底，他已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或谵妄状态。偶尔清醒，也是目光空洞地望着帐顶，仿佛灵魂早已离窍。
老仆变卖了最后几件稍微值钱的摆设，勉强维持着医药和日常开销。吴炎世又回来过一次，待了不到半个时辰，主要是清点家中还剩下什么可以处置的财物，并与老仆商量父亲的后事——在哪里买墓地，用什么样的棺木，如何通知安徽老家族人。他的语气平静，像是在处理一桩不得不办的麻烦事。
“父亲这些书和手稿，你看怎么处理？”吴炎世指着书房里堆积的书籍和卷轴，眉头紧锁，“如今谁还要这些旧东西？当废纸卖也值不了几个钱。”
老仆心中凄然，鼓起勇气道：“少爷，老爷平生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书和诗文……里头或许有与陈散原、谭复生诸位先生的信札手迹，总该留些念想……”
吴炎世不耐烦地摆摆手：“留什么念想？陈散原？听说还在江西山里做他的遗老诗。谭复生？骨头都怕早烂了！这些东西，新时代用不上，留着占地儿。你收拾一下，看看有没有稍微像样点的字画，我拿去问问价。其他的……等父亲过去了，一并处理了吧。”
老仆不敢再多言，只能暗自垂泪。他看着昏睡中的吴保初，想起当年北山楼高朋满座、老爷谈笑风生的情景，恍如隔世。那时，谁会想到，这位名动公卿的“四公子”之一，晚景会如此凄凉。
吴保初在昏迷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些热闹的沙龙。康有为在激昂陈词，章太炎在冷笑驳斥，他自己周旋其间，感到一种虚浮的热闹与深刻的疲惫……画面一转，又是戊戌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谭嗣同临行前与他告别，眼神决绝而明亮：“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然后，是菜市口怕人的鲜血，是父亲吴长庆失望的眼神，是自己半生在上海租界的徘徊与沉沦……光影交错，人影幢幢，最终都化为一团模糊的、令人窒息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