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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刻了一部又一部，刻了二十年，刻到版都裂了，刻到字都花了，刻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他不肯停下来。他怕一停下来，就再也刻不出那些名字了；他怕刻不出那些名字，就再也救不回那些人了。他刻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不是顾太清，不是吴藻，不是沈善宝。那个名字，是他自己。他在那部书的扉页上，刻下了三个字——“徐乃昌”。他不需要被人记住，可他需要被人知道。知道是他，把这些名字从故纸堆里捞出来的；知道是他，让她们活在了这本书里；知道是他，替她们守了二十年的孤灯。他不怕被人忘记，怕的是她们被人忘记。她们被人记住了，他就满足了。
他晚年，是在小檀栾室里度过的。小檀栾室，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檀栾是竹，小是谦辞。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株竹子，在小檀栾室里，一节一节地长，一节一节地空，空到最后，只剩下一层皮，可那层皮里，装着几百个名字。那些名字，是他用一辈子换来的。他一个人，住在南陵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版，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他不再刻书了。不是刻不动，是不想刻了。刻书是需要对手的。他的对手走了，他刻给谁看呢？
他把那些刻好的书，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一首一首地读。他读了顾太清的《东海渔歌》，读了吴藻的《花帘词》，读了沈善宝的《名媛诗话》，读了那些他刻了一辈子的、救了一辈子的、爱了一辈子的词。他读着读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哭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你们回来了。我等了你们一辈子。”她们没有回答。她们不会回答。她们死了。可她们的诗，还在。她们的名，还在。她们的人，还在他的书里，还在他的心里，还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好。不走就好。”
他没有等到那一天。他死了。死在他还来不及刻完最后一部书的时候，死在她们还没有全部回来的时候，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可他还在等。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不能不等。等，是他唯一的信仰。不等了，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他活到八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南陵的小檀栾室上，落在漳河的烟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他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被他的后人重印了出来。他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读书，每于花晨月夕，披卷自娱。及长，游宦四方，备尝行役之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舟车劳顿之中，以藏书刻书自遣。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刻，汇为一编，名曰《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他没有被人忘记。他刻的书，被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被记载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他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他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扉页上，刻过这样一句：“其人不传，其诗亦不传。余不忍其湮没，故汇而刻之。”那是他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他的不忍，救了她们；他的汇刻，活了她们；他的坚持，留住了她们。他不怕自己被人忘记，怕的是她们被人忘记。她们被人记住了，他就满足了。他满足了，可他还在等。等什么？等那个把她们的名字从故纸堆里捞出来的人。那个人，是他自己。他捞出来了，刻出来了，留下来了。他不怕自己不在，怕的是她们不在。她们在，他就在。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翻书的沙沙声里，在每一个读到她们的诗的人心里，他还活着。
雨还在下。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着，一直在下。落在小檀栾室的瓦上，落在漳河的烟波里，落在他的书里，落在每一个读他的书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他的人，像他的命，像他的书。
他在《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扉页上，刻过这样一句：“余不忍其湮没。”他的不忍，是她们的光。那光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光里有顾太清，有吴藻，有沈善宝，有那些他救了一辈子的名字。她们在光里，对他笑，说：“徐先生，你又瘦了。”他哭了。他哭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你们回来了。我等了你们一辈子。”她们说：“我们回来了。不会再走了。”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好。不走就好。”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