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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嘉兴平湖的东湖边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墨。那墨不是松烟的墨，是心墨——被岁月磨浓了的、被笔锋蘸瘦了的、在蕴真阁的砚台上研了又干、干了又研的墨，像她当年在灯下写的那一卷《蕴真阁诗稿》，墨迹未干，纸就黄了，黄了又脆，脆了又碎，反反复复，像她这一生的病。
我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走到东湖边的。湖水是青的，青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玉，水面上浮着几片落叶，叶子被雨水泡得发黄，软塌塌地贴在水的皮肤上，像一封被揉皱了的、怎么也展不平的信。湖边的柳树老了，树干空了心，可枝条还在发，垂在水面上，被风一吹，蘸着水画圈，画了一个又一个，画到圈散了，画到水浑了，画到那些她曾经倚过的栏杆，已经烂了，断了，只剩下两个石墩，孤零零地蹲在湖岸上，望着对岸那些陌生的、崭新的、与她无关的楼。我撑着伞，沿着湖岸慢慢地走。伞面上的雨声沙沙的，像她在灯下铺开宣纸的声音。她铺了一辈子的宣纸，写了一辈子的诗，可那些诗，没有一首是她为自己写的。她为他写，为墨写，为那些她爱过的、恨过的、忘不掉的人写。唯独没有为自己写过。
我是来找一个人的。她叫沈彩，字某，号蕴真阁主。她是清代中叶的女诗人、女书法家。她生于嘉兴平湖，是沈某的女儿，某生的妻子。她寡于中年，以诗书自娱。她的诗集叫《蕴真阁诗稿》，她的书法散落在清人的收藏中，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她的一生，像她砚台里的墨——研了又干，干了又研，研到最后，墨浓了，纸皱了，字花了，可她还活着。活着，就得写。不写，她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她出生的时候，平湖下着雨。那是乾隆年间，盛世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嘉兴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南湖的画舫来来往往，烟雨楼的檐角挂着风铃，放鹤亭的梅花开了又谢。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沈家是平湖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沈某，字某，号某，是乾隆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沈彩是家中长女，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她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词，九岁能书。她的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字帖，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沈彩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看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沈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写《灵飞经》，写《黄庭经》，写《兰亭序》，写《祭侄稿》。他告诉她：“字不在多，在真。真的字，不用写太多，一幅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字，藏在她的蕴真阁里，藏在那些她研了一辈子的墨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从小就喜欢研墨。她家老宅的书房里，有一方端砚，是祖上传下来的。砚台是紫石的，温润如脂，砚面上刻着两行小字：“蕴真阁中，墨香如诉。”她每天对着那方砚，研了一墨又一墨。她研墨的时候，心里念着诗。念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念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她把诗研进了墨里，把念研进了墨里，把心研进了墨里。她研出来的墨，比别家的浓，比别家的黑，比别家的香。她不知道那些人买她的墨去做什么，她只知道，她的墨被人买走了，她的诗就被人带走了，她的心就被人带走了。她不怕被人带走，怕的是带走以后没有人还。她不想还，她只想让那些人知道，有一块墨，是她研的；有一幅字，是她写的；有一颗心，是她的。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邑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平湖的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字，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沈彩，你又瘦了”。她写了一幅字，他会在字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墨香如诉夜沉沉，独坐蕴真灯影深。莫道闺中无别恨，一砚浓墨一砚心。”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墨会一直浓着，那些诗会一直题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他后来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他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研完那砚墨的秋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字上，放在了墨上。字是她唯一的寄托，墨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蕴真阁里，研一砚又一砚的墨。她研墨，研那些“墨香如诉夜沉沉”的墨。她的墨，越来越浓，越来越黑，越来越不像墨，像她这个人——浓，黑，孤，冷。她用水越来越少，用墨越来越多，水少到几乎不够研，墨多到砚都满了。她不是在研墨，她是在哭。把哭研成墨，把泪化成汁，把疼凝成砚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浓得化不开的、黑得像夜的黑。
她研了一砚墨，研了三年。三年里，她研了干，干了研，研了又干，干了又研。她研了无数遍，干了无数遍，干到砚都裂了，研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研不浓那砚墨了；她怕研不浓那砚墨，就再也写不出他的字了。她研到最后，只剩下一砚浓墨，黑得像夜，浓得像血，稠得像她心里那点将化未化的愁。她对着那砚墨，看了很久。然后提起笔，蘸饱了墨，在纸上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是“等”。她等了三年，等到了这个字。她不怕等，怕的是等不到尽头。可她等了，等到了尽头。尽头不是他回来，是她死了。她死了，等也死了。可她的墨没有死。她的字没有死。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每一个研墨的黄昏，在每一个写到“等”字的瞬间，那砚墨还在浓着，那支笔还在写着，那个人还在等着。
她写了一首《墨》，诗里有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