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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贴心女儿也是会累的。
一次次的哭诉,内容高度重复,情绪剧烈却无法引向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舒梨需要的似乎不是建议或分析,而是一个全然接纳她所有委屈、与她同仇敌忾的“情绪共鸣箱”。
周海琼不仅要接收这些负能量,还要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消化掉,
不能流露出一丝不耐烦或不同的见解,否则就会引来舒梨更大的伤心和“连你也不理解我”的指控。
看看,又又来了。
舒梨哭诉,“祁山,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穆妃儿在的时候,他都是站在家里、站在我这边的!
现在可好,我说什么他都不听,满口都是‘馥郁有她的道理’、‘妈你别管了’……这个儿子变了,彻底被那个谈馥郁带歪了!”
舒梨越说越伤心,电话那头的啜泣声清晰传来:
“海琼,妈妈心里苦啊……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儿子向着外人,妯娌躲着我,亲生女儿是个煞星……我只有你了,只有你还能听妈妈说说话……”
“海琼,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烦,觉得妈妈不对?”
“没有,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周海琼连忙否认,感到一阵疲惫。
这样的对话模式,最近越来越频繁。她成了舒梨唯一可以肆意倾倒情绪的对象。
起初,她是真心疼,耐心倾听,努力开解。
但次数多了,她渐渐发现,养母的倾诉似乎并不真的需要解决方案,甚至不完全是为了寻求认同,更像是一种固化的情绪宣泄。
同样的委屈,翻来覆去,添油加醋,每次细节略有出入,但核心不变:
谈馥郁可恶,周祁山不孝,其他人冷漠,她自己最可怜。
周海琼的安慰话术几乎可以预先录制播放了。
她开始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实验室的工作需要高度专注和理性,处理复杂的科研数据和人际协调已经够费神。
下班回家,她还想陪陪年幼的儿子董子君,和丈夫董贺有些高质量的相处时间。
可养母的电话常常在不合适的时间打来,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内容沉重重复,让她的情绪也跟着低落、烦躁。
她害怕看到舒梨的来电。
不是不爱养母,而是害怕那种被迫沉浸于负面情绪漩涡、却又无力改变任何事的无力感。
舒梨似乎完全把她当成了情绪垃圾桶,只顾着自己倾倒,很少真正关心她周海琼今天累不累,工作顺不顺利,小外孙乖不乖。
有一次,儿子董子君发烧,她正在医院守着,舒梨的电话打来,又是哭诉谈馥郁某句“不敬”的话。
她焦心孩子,又不得不分心应付养母,语气难免流露出一丝急促。
舒梨立刻敏感地察觉了,委屈道:
“海琼,你是不是嫌妈妈烦了?连你也不耐烦听我说话了?我就知道,我现在是个人人嫌的老太婆了……”
周海琼只好压下心头的焦虑和疲惫,更耐心地安抚。
挂掉电话后,看着病床上儿子烧红的小脸,她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委屈。
为什么她就必须永远做那个包容的、倾听的、不能有半点厌烦的女儿呢?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她如今体会深刻。
谈馥郁有她的立场和道理,甚至手段;
周祁山有他的选择和考量;
养母舒梨有她的委屈和局限。谁对谁错?根本是一笔糊涂账。
她周海琼,一个嫁出去的女儿,一个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的独立女性,能做什么?
去指责谈馥郁?她没那个立场,也没那个胆量(谈馥郁的气场确实慑人)。
去劝说周祁山?他现在明显更重视新婚妻子。
去改变养母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几十年了,谈何容易。
她只能忍着。在舒梨打来电话时,尽量调整好情绪,戴上耐心温和的面具,
听着那些已经能背下来的控诉,说着那些自己都不太信服的安慰话。
挂掉电话后,常常需要独自发呆好一会儿,才能把那股憋闷压抑的情绪排解掉,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有时候,丈夫董贺看出她的低落,会问她怎么了。
她只是摇摇头,说“没事,妈妈有点不开心”。
她不想把董家也卷入周家这摊复杂又鸡毛蒜皮的纠葛。
她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电话里舒梨的哭声渐渐低了,变成了絮絮叨叨的抱怨。
周海琼轻声应和着,心里却一片冰凉。
她心疼养母,也真切地感到窒息。
这份深厚的母女情,如今像一道温柔的枷锁,把她牢牢锁在了舒梨的情绪风暴眼里。
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这份“忍耐”的孝心,到底是对是错。
她只是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个“情绪垃圾桶”,已经快满溢了,却找不到可以倾倒的地方。
明天或者晚上还有一两个番外,应该就完结了。
我要先完结了,嘿嘿。
终于自由了哈哈哈,就像摆脱了一个大枷锁,舒服啊。
不用更新的日子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