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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后山营地时，泽喜正在磨刀。
那是把日本军刀，是去年打伏击时缴获的。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哥！日本人投降了！”陈小狗举着报纸冲进营地，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泽喜的手停了。他抬起头，看着陈小狗，看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才说：“知道了。”
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陈小狗都愣了。
“四哥，您……您不高兴？”
“高兴什么？”泽喜放下刀，站起来，“高兴死了那么多人，终于赢了？高兴这八年，总算熬到头了？”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心里苦。死了多少兄弟，流了多少血，才换来这“赢了”两个字。可赢了之后呢？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和共产 党，该打起来了。
“让弟兄们收拾东西。”泽喜说，“明天，下山。”
“下山？去哪儿？”
“回店子上。”
“可店子上现在是废墟……”
“废墟也得回。”泽喜说，“那是咱们的家。”
第二天，泽喜带着八十多人，下了山。
店子上确实成了废墟。墙塌了，房子烧了，到处是弹坑，是尸骨——有些还没埋，在太阳底下发臭。
乡亲们陆陆续续回来了，看见家的样子，哭的，骂的，发呆的。长安也回来了，带着媳妇易秀兰——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站在王家老宅的废墟前，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四叔，”长安走过来，眼圈红红的，“这……这还能住人么？”
“能。”泽喜说，“墙塌了，再砌。房子烧了，再盖。人在，家就在。”
他开始带着人，清理废墟，重建家园。砖是现成的——那些炸塌的墙砖，还能用。木料去山里砍，灰去河边挖。一天天，废墟上慢慢立起了新的房子，新的墙。
可这墙，砌得不安生。
九月，刘德贵又来了。
他现在是襄阳县保安团团长，日本人走了，他这“抗战有功人员”官升一级，实权在握。这次来，带了更多的兵，一个连，一百多人，浩浩荡荡。
“王营长，”刘德贵很客气，甚至还下了马，“听说你在重建店子上，好事啊。上峰有令，要在鄂西北建一道防线，防共军南下。店子上是咽喉要道，要建个永久性工事。这工程，我想交给你。”
泽喜心里一沉。建工事，防共军。这是把他往国共内战的战车上绑。
“刘团长，”他说，“我这点人，这点枪，守店子上可以。可要建永久工事……”
“人，我给你调。枪，我给你发。钱，我给你拨。”刘德贵说，“只要你答应，要什么有什么。建成了，你就是保安团三营营长，军衔中校，驻守店子上。怎么样？”
泽喜沉默了。他知道，这是站队的时候了。站国民党，有钱，有枪，有官当。站共产 党，穷，苦，还可能掉脑袋。
他想起了李向阳，那个八路军的指导员。人不错，可穷。想起了那些八路军战士，面黄肌瘦，可眼神坚定。
可坚定有什么用？这世道，是枪杆子说了算。
“行，”他说，“我干。”
“好！”刘德贵拍案而起，“王营长是明白人！来，这是委任状，这是经费，这是图纸。一个月，工事要建好。建好了，你就是中校营长！”
工事开建了。
刘德贵说话算话，调来了工兵，运来了水泥、钢筋、铁丝网。泽喜亲自监工，按国军标准，在店子上周边建起了碉堡群、壕沟、雷区。
他用了“蝎子倒扒墙”的法子砌碉堡，墙厚三尺，能扛75毫米山炮直射。壕沟深两丈，底插竹签，浇粪水。雷区布了三道，用缴获的日本地雷。
工事建了一个月，建成了。刘德贵来验收，很满意。
“王营长，你是个人才。”他拍着泽喜的肩，“这工事，比国军正规军建的还好。从今天起，你就是中校营长，驻守店子上。记住，这儿是襄阳的东大门，不能丢。”
“是。”
泽喜穿上中校军服，站在碉堡上，看着这片他守了八年的土地。店子上，王家老宅，那堵高墙，那些新坟。
现在，他又要在这儿打仗了。打谁？共产 党。
这是他的家，他的根，他得守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鄂西北成了战场。共产 党的军队南下，国民党的军队北上，在襄阳一带拉锯。
泽喜的第三营，守在店子上，像颗钉子，钉在共产 党的南下路线上。
四月，共产 党的先头部队来了，一个团，一千多人，要打开店子上这个口子。
战斗打响了。
共产 党的炮很猛，可泽喜的工事更硬。碉堡扛住了炮击，机枪封锁了道路，地雷炸翻了冲锋的士兵。
打了三天，共产 党没打下来，撤了。
刘德贵来电嘉奖：“王营长英勇善战，守住要地，记大功一次，赏大洋一千。”
钱，泽喜分给了弟兄们。功，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守住了，没人死。
这就够了。
可这仗，没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襄樊战役打响了。
这次不一样，共产 党的主力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配了重炮，要强攻店子上。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泽喜的第三营，三百多人，打得只剩八十几个。弹药打光了，粮食吃完了，援军没来。
“营长，师部急电！”传令兵冲进来，“援军受阻，你部相机突围，向武汉方向集结。”
相机突围。泽喜看着电报，笑了。突围？往哪突？
“让弟兄们集合。”他说。
八十多个人，站在阵地上。一个个衣裳破烂，眼神木然。
“弟兄们，”泽喜开口，“师部命令，突围，往武汉撤。愿意跟我走的，走。不愿意的，把枪放下，换老百姓衣服，自己想办法回家。”
没人说话。良久，一个老兵开口：“营长，我家在襄阳城里，我娘还在……”
“想回家的，现在就走。”泽喜说。
走了二十几个。剩下的六十来人，跟着泽喜，从后山小路撤退。
撤退的路，比打仗还难。
共产 党的搜索队就在附近，枪声时远时近。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钻山林，过野地。饿了，挖野菜，抓田鼠。渴了，喝沟里的脏水。
走了十几天，到武汉。武汉已经乱了，满街都是溃兵，伤兵，逃难的老百姓。
泽喜带着五十几个人——路上又死了几个，走散几个——找到保安团在武汉的办事处。办事处的头儿姓钱，是个胖子，很热情。
“王营长，辛苦了！刘团长交代过了，你们一到，马上安排去台湾。船票都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就走。”
“刘团长呢？”
“刘团长昨天坐飞机先走了。”钱胖子压低声音，“现在局势紧张，能走的都赶紧走。你们是功臣，守洪山头有功，上峰特意交代，要好好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