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来自北方电话,再次索要生活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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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着母亲用那熟悉的、带着哭腔(或许有几分真实,但更多是习以为常的表演)的语调,诉说着家里的“困难”;听着母亲理所当然地将哥哥娶不上媳妇的责任、弟弟上学开销大的负担、家里房子漏雨的压力,全都一股脑地、毫不迟疑地推到她这个女儿身上;听着母亲在抱怨的间隙,还不忘“提醒”她:“艳红啊,你现在在大公司,领导又这么看重你,肯帮你爸出这么大笔钱,你得好好表现,多挣点!家里可就指望你了!”

这些话,她听了二十多年。从她懂事起,从她拿到第一笔勤工俭学的微薄收入起,这些话就像背景音乐一样,缠绕着她的生活。“家里困难”、“就指望你了”、“你是大姐”、“要懂事”…… 以前,这些话是压力,是责任,是压得她喘不过气的重担,但也是她拼命向前、不敢停歇的动力之一——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的家,她的责任,她必须扛起来。

但现在,在经历了韩丽梅那场冷酷的“摊牌”,在重新审视了那些被“送走姐姐”的真相所照亮的、充满隐瞒和替代的记忆碎片之后,这些话,听在耳朵里,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令人齿冷的意味。

“就指望你了”…… 因为那个更早出生的、或许更瘦弱的姐姐,被“指望”不上,被“送走”了。所以,这份“指望”,就理所当然地、加倍地落在了她这个“留下”的、顶替了姐姐生日的女儿身上?

“家里困难”…… 是的,一直困难。但这困难里,是否也包含了当年“送走”一个女儿的愧疚、痛苦和由此产生的、对留下这个女儿的、变本加厉的索取和情感勒索?

“你是大姐”…… 不,她不是。在她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大姐”,被送走了。她这个“大姐”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另一个女孩被牺牲的基础之上的。她所承担的一切,是否有一部分,本应是那个被送走的“张小花”的命运?

这个认知,像一盆混着冰碴的冷水,从她头顶浇下,让她从内到外,瞬间冰凉,也让她对电话那头传来的、熟悉无比的诉苦和索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带着尖锐痛感的荒谬感。

电话那头,母亲王桂芝的“账单”似乎终于告一段落,最后总结陈词,语气恢复了那种不容置疑的、带着催促的“商量”口吻:“……所以艳红啊,你看,家里这情况,实在是……你这个月工资啥时候发?能不能先给家里打五千过来?你哥那边等钱下定,拖不得!你弟的学费也不能耽误!你先想想办法,啊?”

五千。

这个数字,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狠狠砸在张艳红刚刚结起一层薄冰的心湖上。她这个月的工资,扣除房租、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以及原本计划攒下来偿还之前为父亲东拼西凑的旧债(现在似乎被韩丽梅解决了?),能剩下的,恐怕连两千都不到。五千?她去哪里“想办法”?再去借?向谁借?苏晴?李悦?她们已经帮了很多。而且,以什么理由?父亲的手术费不是已经被“贵人”解决了吗?她怎么开得了口,说家里哥哥要彩礼、弟弟要学费、房子要修补?

一股冰冷的、混合着绝望、愤怒、以及深深无力的情绪,猛地冲上了她的喉咙,让她几乎要对着电话那头,发出尖利的质问或崩溃的哭喊。

但最终,她只是更紧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唇,直到尝到了一丝淡淡的铁锈味。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那几乎冲破喉咙的颤抖和哽咽,死死压了下去。

“妈,” 她的声音,嘶哑、干涩,平静得连她自己都感到陌生,“爸的医药费,公司……真的都解决了吗?后续治疗,还需要我们自己出钱吗?”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像是在确认一个最后的事实,一个可以让她稍微喘息、或者彻底坠落的依据。

“解决了!都解决了!领导说了,全包!让咱们安心治!” 王桂芝的语气斩钉截铁,带着对“贵人”毫不怀疑的信任,随即又立刻回到主题,“所以艳红,现在家里就剩你哥你弟这两件大事了,你可不能松劲啊!赶紧想想办法,先把五千打过来,你哥等着呢!”

“全包”……“安心治”……

张艳红闭上眼睛。最后一丝微弱的、关于父亲医疗费的现实担忧,也被母亲这句话彻底堵死了。现在,压力纯粹而直接地,全部转移到了她一个人身上。哥哥的婚事,弟弟的学业,家里的用度……所有这些,不会因为父亲病情的转机而有丝毫减缓,反而可能因为最大的“包袱”被卸下(至少在母亲看来),而变本加厉地、更理所当然地压向她。

“我……知道了。” 她听到自己用那种干涩、平静、没有任何波澜的声音回答,“我想想办法。”

“哎!这就对了!还是我闺女懂事!” 王桂芝的声音立刻轻快起来,仿佛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你赶紧的啊,别拖!家里等钱用!对了,你自己在外头也照顾好自己,别太省,该吃吃……行了,长途电话费贵,我先挂了!等你消息啊!”

“嘟——嘟——嘟——”

忙音响起,干脆利落,不带丝毫留恋。

张艳红缓缓将手机从耳边拿开。手臂僵硬,仿佛不属于自己。窗外,雨似乎下得大了一些,敲打着污浊的玻璃窗,发出单调而密集的声响。

她维持着接听电话的姿势,一动不动,像一尊突然被抽走了灵魂的泥塑。只有胸口那微弱到几乎感觉不到的起伏,证明她还活着。

手机屏幕早已暗了下去,重新变回那块冰冷沉默的黑色石头。

但母亲那些话语,那些理所当然的索取,那些混合着抱怨、催促和道德绑架的腔调,却像无数只湿冷滑腻的水蛭,死死吸附在她的耳膜上,钻进她的脑子里,在她空旷、冰冷的心湖里,反复回荡、搅动。

“家里困难……”

“就指望你了……”

“你是大姐……”

“五千……赶紧想办法……”

这些声音,与她脑海中反复回响的韩丽梅那冷静、清晰、充满评估意味的话语——“我需要先观察你”、“评估你的价值”、“血缘关系不自动等同于情感、责任、或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交织在一起,碰撞、撕扯、扭曲,形成一种令人疯狂的、尖锐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和声。

一边是血缘的、家庭的、带着情感勒索的、无穷无尽的索取,将她牢牢钉在“付出者”、“牺牲者”、“被指望者”的位置上,不容置疑,天经地义。

另一边是血缘的、姐妹的、却用最理性的、商业化的目光审视她、评估她、将她视为一个“变量”和“潜在投资对象”的、冰冷的算计。

她站在中间,被这两股来自同一血缘、却截然相反的力量拉扯着,几乎要被撕成两半。

原来,无论她是“张艳红”,还是那个顶着“张小花”生日出生的、被留下的“替代品”,她的命运,似乎都注定与“被索取”和“被评估”紧密相连。在贫穷的原生家庭,她是被亲情和责任捆绑的、理所应当的“血包”;在突然出现的、富有的亲姐姐面前,她是需要被观察、被衡量“价值”的、特殊的“项目”。

何其荒谬!何其讽刺!

冰冷的、近乎癫狂的笑意,无声地在她干裂的嘴角蔓延,却比哭更难看。

窗外的雨,下得更急了。豆大的雨点猛烈地敲击着玻璃,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在为她内心那场无声的、却更加狂暴的风雨,伴奏。

来自北方的电话,像一把生锈的、却无比锋利的钩子,狠狠刺穿了她试图自我封闭的“茧”,将她血淋淋地拖回那个她试图逃离、却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名为“家庭”和“责任”的现实泥沼。同时也让她在韩丽梅带来的、冰冷而残酷的“新真相”的映照下,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尖锐地,看到了自己过往二十多年人生中,那份“理所当然”背后的、令人窒息的荒谬。

电话已经挂断。忙音早已消失。

但张艳红知道,有些东西,已经随着这通电话,彻底改变了。那层用麻木和自我封闭勉强维持的、脆弱的平静,被打破了。某种一直被压抑、被忽视、被“懂事”和“责任”所掩盖的东西,正在那片冰冷的荒原之下,悄然苏醒,并且,因为新旧两种“真相”的激烈碰撞,而开始燃烧起一种陌生的、危险的火焰。

那火焰的名字,叫做愤怒。不仅仅是对母亲、对家庭无休止索取的愤怒,更是对自身被如此安排、如此对待的、整个荒诞命运的愤怒。

只是此刻,这愤怒还深埋在冰冷的灰烬之下,尚未找到喷发的出口。

她依旧握着那部冰冷的手机,站在昏暗的、雨声嘈杂的出租屋中央,像一尊失去了所有支撑的、即将崩塌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