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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丹丹在齐宅院子里的石榴树下仰着头看花的背影，问她“妈妈，石榴什么时候熟”，她说“秋天”，丹丹又问“秋天什么时候来”，她说“等树叶黄了”。丹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丹丹和妈妈一起等。”
她的眼神，从丹丹缠着纱布的手腕上，到鹅黄小罩衫上斑斑的血迹。
然后她就坐在那里，脸上的眼泪不断地流了下来。
那不是嚎啕大哭，不是抽泣哽咽，不是任何一种有声的流泪。
就是沉默地、无声地、止不住地淌着眼泪。
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滑，在下巴尖上凝成一颗圆滚滚的水珠，然后啪嗒一下落在她自己的手背上，又啪嗒一下落在她的膝盖上。
她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袖子湿透了，又一波眼泪涌了出来，怎么抹都抹不干净。
她盯着丹丹的脸，盯着孩子那双安安静静闭着的眼睛。
她在丹丹的眼睛里看到了别的什么——她看到了唐爱军那张得意忘形的脸，看到了唐甜甜那双总是含情脉脉的眼睛，看到了唐渠在手术室门口像一堆烂泥一样倒下去的身影，看到了孙喜娣在唐宅昏暗灯光下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转瞬即逝的犹豫。
然后她开口了。
嘴唇在抖，声音也在抖，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意。
“我要让唐家的人……一个一个地，全都付出代价。”
她的声音里有恨，有痛，还有一种从重生那一天起就被她埋在心底、如今终于破土而出的东西——杀意。
不，她不会杀人。
她有丹丹，有茜茜，有凌和平，有所有重新被拯救回来的家人。
她不能为了那帮畜生把自己搭进去。
但是，她有一百种不犯法的方法，让他们生不如死。
一屋子的人都没有说话。
警察们站在旁边，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记录本，或者别过脸看窗外。
他们见惯了受害人家属的哭喊和崩溃，但眼前这个女人，她不叫也不闹，她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流泪。
而这种安静，比任何嘶吼都更让人喘不过气来。
女民警轻轻吸了一下鼻子，转过身去，用袖口拭了拭眼角。
。
时间倒回三天前。
1977年5月24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多钟。
仙河县。
供销社的门帘是用五颜六色的旧布条编的，被无数双手掀得油光发亮。
门帘外面是明晃晃的太阳地，门帘里面是阴凉凉的柜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酱油、白酒、雪花膏和江米条甜腻味儿的复杂气息。
胖大姐售货员把最后一包蜂蜜江米条用牛皮纸包好，麻绳绕了三圈，打了个十字结，再用手指一勾一拉，勒出一个漂亮的活扣。
她把五包江米条在柜台上码成一摞，像一摞金黄色的砖头。
“同志，都给您装好了，五斤，五包。风筝三只，江米条五包，一共七块三毛五，加收四尺布票。”
凌和平从兜里往外掏钱，掏出来的票子有新有旧。
他把钱和布票一张一张数好了放在柜台上，然后弯下腰，一手拎起那摞江米条，一手拎起三只用牛皮纸裹得严严实实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