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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暗潮西洋
第十五章 丰臣的野望与朝鲜的劫灰 (1592-1598)
北京城的朝堂,为“王滶乞降”和“西法月食”吵得沸反盈天之时,一股东方海上刮来的、更加暴烈腥臭的飓风,已先一步,以最惨烈、最不容置疑的方式,狠狠撞上了帝国的藩篱。
万历二十年(1592年)初夏,一封沾着血与火、字迹潦草颤抖的八百里加急,被快马接力,日夜兼程,从辽东经山海关,直送北京。信使冲进兵部衙门时,几乎是从马背上滚落,声嘶力竭地喊出让所有听到的官员都魂飞魄散的消息:
“倭、寇、大、举、入、侵、朝、鲜!”
急报来自朝鲜国王李昖的求救使臣。信中描述的场景,如同地狱绘卷:日本关白(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兵,十五万大军,数百艘战船,以宇喜多秀家为元帅,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悍将为先锋,四月十三日悍然跨海,在釜山登陆。朝鲜承平二百年,武备松弛,一触即溃。日军长驱直入,仅月余,汉城、开城、平壤相继陷落,朝鲜八道几乎尽丧,国王李昖仓皇北逃至义州,濒临鸭绿江,再退一步,便是大明疆土!
急报中,尤其提到了日军的可怖:其铁炮(火绳枪)犀利,阵列严整;其武士悍不畏死,战力远超朝鲜军;其水师虽不擅海战,但陆军推进迅猛如雷霆。更令人不安的是,丰臣秀吉在给朝鲜的“战书”中,狂妄宣称其目标不仅在于朝鲜,更欲“假道入明”,甚至“合三国为一,迁都北京,治天下于日出之处”!
狂妄!极致的狂妄!
但这狂妄,是以朝鲜山河破碎、万民涂炭的血淋淋现实为注脚的。日军在朝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晋州屠城,死者数万,王京(汉城)宫殿、宗庙、典籍尽付一炬。整个朝鲜半岛,烽火连天,尸骸塞路,千里无鸡鸣。
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
此前,虽偶有倭寇骚扰东南,但那不过是疥癣之疾。而此次,是一个统一强盛的日本,以灭国之势,倾巢而出,直扑大明最重要的藩属国,兵锋距辽东仅一江之隔! 这不再是海盗劫掠,这是赤裸裸的、旨在挑战东亚宗藩秩序、甚至意图颠覆大明霸权的全面战争!
乾清宫里,一直“万事不理”的万历皇帝,也被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从深宫的怠惰与“国本之争”的烦闷中,强行震醒。他可以不理会宁夏的哱拜,可以敷衍西南的杨应龙,甚至可以无视东南海上的王滶,但朝鲜,绝不可失!
这不仅关乎“天朝上国”的脸面与威信,更关乎帝国最核心的地缘安全。朝鲜一旦沦陷,辽东将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女真各部必生异心,蒙古也可能趁机南下,九边防线将腹背受敌,整个帝国的东北屏障将彻底崩塌!届时,北京将永无宁日。
“绝不能让倭奴过江!” 万历皇帝罕见地露出了杀伐决断的一面,尽管那决断中,仍带着被逼到墙角的惊怒,“着兵部,速调辽东、蓟镇、 宣府精兵, 火速入朝援剿! 着户部、 工部, 筹集粮饷、 军械, 不得有误! 着礼部, 安抚朝鲜使臣, 告诉李昖, 朕必为他做主!**”
这一次,万历没有“留中不发”,没有“着部议”,而是直接、明确、且急迫地下了旨意。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在停滞、锈蚀了多年之后,终于被外部的致命威胁,强行唤醒,发出刺耳而艰难的轰鸣,开始缓慢而笨拙地启动。
然而,战争的初期,明军的表现,却与皇帝的决心形成了残酷的讽刺。
首批入朝的明军,以辽东军为主,统帅是祖承训。他们轻敌冒进,以为日军不过是“放大版的倭寇”,在平壤城外,不顾朝鲜盟友的劝阻,贸然发起强攻。结果,在日军严密的铁炮阵列和依托城防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副将史儒、千总张国忠、马世隆等皆战死,祖承训仅以身免,狼狈退回鸭绿江以北。
平壤初战惨败,像一盆冰水,浇醒了明廷的轻敌幻想。日军并非乌合之众,其战法、装备、士气,都远超预期。而明军,久疏战阵,将骄兵惰,器械朽坏,情报不明,与朝鲜军协同不力……所有在和平时期被掩盖的弊端,在真正的强敌面前,暴露无遗。
朝堂之上,主和之声再次抬头。有人认为,为“属国”耗费国力,得不偿失;有人认为,应“固守辽东”,让朝鲜“自生自灭”;更有人私下议论,是否可“以夷制夷”,利用正在乞降的王滶海上力量,袭扰日本后方?
但万历皇帝和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战派,顶住了压力。他们知道,此战已无退路。朝鲜若失,辽东必危,国本动摇。皇帝下诏,罢免作战不力的将领,紧急启用老将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全权负责援朝战事。并从全国调集精锐,包括戚家军旧部(浙兵)、白杆兵(四川石柱土司兵)、以及宣大、蓟辽边军,二次入朝**。
同时,一场围绕战争物资与情报的、看不见的暗战,也在东海与黄海的海面上,悄然展开。
日本,九州名护屋城。 这里是丰臣秀吉的侵朝大本营。港口内,运送兵员、粮秣的朱印船络绎不绝。但在远离主航道的对马海峡附近,几艘没有悬挂任何旗帜、船体涂成暗色的快船,正借着夜色和海雾,悄然游弋。
它们是王滶派出的侦察船。在接到明朝方面(通过陈东的渠道,以及福建巡抚的默许)关于“密切监视日军动向,尤其是其海运补给线”的“非正式请求”后,王滶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他最精锐的、熟悉日本海情的水鬼(侦察兵)。
“头儿,看!” 一名瞭望手指着东南方向。海雾中,隐约出现了一支由二十余艘关船和安宅船组成的船队,正缓缓向西北(朝鲜方向)航行。船上满载着麻袋和木桶,吃水很深,显然是运粮船**。
“记下数量、航向、速度。” 带队的头目低声道,“放小艇,靠近点,看看护航的兵船有几艘, 是哪家大名的旗号。**”
快船如同幽灵,悄无声息地靠近,又迅速没入黑暗。关于日军第二波增兵计划、粮道海路、各藩兵力轮换情况的碎片化情报,被不断收集,通过平户与福建月港之间的秘密信鸽和快船,源源不断送往明朝的辽东经略衙门和兵部。
王滶在用行动证明他的“价值”。他不仅提供了情报,甚至“自作主张”,袭击了几艘落单的、小股日军的补给船,将俘获的日本水军头目和缴获的日军旗帜、文书,作为“礼物”,再次送往福建。他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明朝:我,王滶,熟悉日本,有船有炮,能打探,也能打仗。招安我,你们不亏。
明朝方面,李如松的幕府收到了这些情报。虽然对王滶的动机充满怀疑,但情报本身的珍贵性毋庸置疑。日军海运补给的细节、各藩之间的矛盾、乃至朝鲜南部沿海一些适合登陆袭击的偏僻港湾信息,对明军制定战略、尤其是谋划切断日军后勤、发动海上袭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
陈东,这位隐身幕后的老人,则通过他在日本九州的某些“旧关系”(实为林家经营多年的、潜伏在日本商人、僧侣甚至低级武士中的眼线),将明军大举入朝、国内空虚、以及明朝正在“招抚海上巨寇以为我用”的模糊信息,巧妙“泄露” 给了与丰臣秀吉不睦的某些九州大名(如岛津、大友)的家臣。这些信息,加剧了日军后方的不安与猜忌,尤其是关于“明朝海盗”可能袭扰后方的传闻,让一些依赖海运的日军将领,不得不分兵保护航线,间接减轻了朝鲜前线明军的压力。
知识(情报)与暴力(海上袭击),在战争的灰色地带,形成了奇特的互补。明朝、王滶、乃至林家潜伏的势力,在对抗日本这个共同威胁面前,形成了一种短暂、脆弱、却又实际存在的“利益共同体”。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朝廷关于“是否招安王滶”的争吵尚未有定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