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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回帐篷。帐篷很小，地上铺着毡毯，毯上摊着星图、算筹、几卷写满算式的纸。他在毯边坐下，提笔，在一张新纸上写：
“永乐五年三月初三，于忽鲁谟斯西绿洲测。北辰出地廿三度八分，较南京差八度六分。镇海三星西偏一度二厘。”
写完，他搁笔，看着那些数字。墨迹在月光下是黑的，像干涸的血。
“王匠人。”
“在。”
“咱们的《授时历》，该重修了。”
“重修？”
“嗯。”林远之把纸卷起来，用细绳捆好，塞进一个竹筒里，“郭公的历，是以大都为准，测的是三十二度的天。咱们现在在二十三度，用他的历，就像用夏天的尺量冬天的布——布缩了，尺没缩，量出来全是错的。”
“可……怎么修？”
“从这儿开始修。”林远之指着那个数字，“以廿三度八分为新基准，重测全天星宿，重算二十四节气，重定朔望弦晦。等修成了，这就是《镇海历》——是咱们的历，是这廿三度八分的天的历。”
王匠人盯着竹筒。筒身被手摩挲得发亮，在月光下泛着青黑的光。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南京钦天监，第一次见到《授时历》手稿的情景。那稿子藏在紫檀木匣里，匣开时，有股陈年的墨香，混着樟脑味，扑鼻而来。稿纸是御用的宣纸，纸边印着龙纹，字是工楷，一笔一画，稳得像山。
可那山，已经倒了。
倒在一场大火里，倒在一夜兵乱里，倒在万里之外，这片陌生的沙漠边缘。
“林大人，”他声音发涩，“咱们……真能修成么？”
“不知道。”林远之很诚实，“可修不成，也得修。不修，咱们的尺就永远是歪的。歪尺量出的路，走着走着，就走到绝境里去了。”
帐篷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但急。帘子一掀，施进卿钻进来，满头是汗，胡子上沾着沙粒。
“林大人，有消息。”
“说。”
“忽鲁谟斯港，郑和在立铜柱。柱高九尺，顶铸浑天仪，刻《大统历》节气。柱基埋七尺，填南京五色土。已经立了三根，一根在码头，一根在市舶司，一根在城外的山岗上。”
林远之站起来。毡毯上的算筹被带倒，哗啦一声，散了一地。他盯着施进卿，看了三息，问：
“柱上刻什么字？”
“极西测影，永镇海疆。”
“极西测影……”林远之重复这四字，忽然笑了。笑声很短，一现即逝，像刀锋划过皮肉。
“他倒会挑地方。忽鲁谟斯，北极出地廿三度，确是极西——再往西，就是大食，是拂菻，是那些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地方了。”
“咱们怎么办？”
“咱们也立。”林远之说。
施进卿愣住了：“立什么？”
“立尺。”林远之走到帐篷口，掀开帘子。外面，月光如水，照着无边的沙漠，沙丘起伏的轮廓像巨兽的脊背，一直延伸到黑暗尽头。
“他立铜柱，咱们立石标。不要九尺，只要三尺；不要浑天仪，只要一根针——磁针，指着正北。不要五色土，只要这绿洲的土，这沙漠的沙。埋下去，埋三尺三，取‘三十三’之数，因为南京的北极出地，是三十二度四分，咱们取个整，三十三。”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却字字清晰：
“等标立满了，这沙漠里的每一处，就都有了两把尺。一把指南京，一把指这儿。等后来的人看到，他们会问：为何有两把尺？然后他们会量，会发现，这两把尺量的天，不一样。”
施进卿看着他，看了很久。月光从背后打过来，林远之的影子投在帐篷上，拉得很长，晃晃悠悠，像个巨人。
“林大人，”他最终说，“您这是……要跟郑和，量同一片天？”
“是。”林远之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眼里却有东西，在月光下亮得吓人，“他量他的，我量我的。等量到有一天，这两把尺碰上了——”
他抬手，做了个手势。两掌相对，慢慢合拢，在胸前一拍。
啪。
很轻的一声，在寂静的夜里，却格外响。
“等碰上了，”他说，“就知道，谁的尺，才是这天的尺。”
远处传来狼嚎，悠长，凄厉，在沙漠里回荡。林远之放下手，走回帐篷里，重新坐下，捡起散落的算筹，一根一根，摆回毡毯上。
“施总兵。”
“在。”
“去准备石料，明天一早，咱们立第一根标。”
“立在哪儿？”
林远之指了指帐篷外，水塘边，那处他刚才蹲过的地方。
“就立在水边。标上刻八个字——”他提笔，在纸上写下，推过来。
施进卿接过纸。纸是普通的麻纸，墨是松烟墨，字是行楷，不工整，甚至有些潦草，但每一笔都带着力，像要戳破纸背：
“此北非北，此天非天。”
月光从帐篷顶的缝隙漏下来，照在这八个字上。墨迹未干，泛着湿漉漉的光，像刚流出的血。
施进卿盯着那光，看了很久，然后深深一躬，转身走出帐篷。
帘子落下，隔断了月光。帐篷里暗下来，只有那卷摊开的星图，在黑暗里泛着微弱的、惨白的光，像一片小小的、凝固的星墟。
林远之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远处，狼又嚎了一声。这次更近了，近得好像就在水塘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