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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的章。
赵宁把那页纸翻过来，又翻回去。纸角发黄卷曲，墨迹渗进了纤维里，但那枚朱红的印章还辨得清——兵部职方清吏司。
调兵需要总兵官的令牌和兵部的勘合，缺一不可。郑汝忠的签押在旁边，歪歪扭扭，一看就是随手画的。但兵部的章不一样，方方正正，盖得规规矩矩。
嘉靖三十七年冬。三千人南调宣府。
两个月后俺答犯边，大同镇兵力不足，被破两堡三寨，死了一千六百多人。
这三千人调走的时间太巧了。
赵宁把这份调兵记录从账册里抽出来，折好，塞进贴身的衣襟里。
油灯又爆了一朵灯花，库房里的光摇了摇。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全黑了，院子里火把的光从窗缝透进来，映在对面墙上，一晃一晃的。
戚继光还守在门口，一直没动。
“元敬。”
戚继光回头。
“你在蓟镇带兵的时候，兵部调兵走什么流程？”
“先由总兵上疏请调，兵部核准后下发勘合，三道手续缺一不可。急调的话可以先行后奏，但事后必须补全文书。”
赵宁把手里的账册递过去。
“你看这个。”
戚继光接过来，翻到那一页。火光下他扫了两遍，手指在“途中损耗”几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翻到调兵记录的位置。
他的手指一顿。
“先调后奏？”
“不是。”赵宁摇头，“你看签押的顺序。兵部的章在前，郑汝忠的签押在后。正常流程应该是总兵先请调，兵部后批复。这个反了。”
戚继光沉默了片刻。
“兵部直接下令，越过了总兵。”
赵宁没接话，从他手里把账册拿回来，重新放进箱子里。
天下最忌惮的不是一个贪将，是一条从边镇一直通到京城的线。郑汝忠吃空饷、杀良冒功，这些罪够砍三次头。但他背后站着谁——或者说，谁需要他活着、烂着、替谁挡在前头？
兵部职方清吏司。嘉靖三十七年的郎中是谁，主事是谁，谁有权盖这枚章？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人。
已经致仕的严嵩！
“这件事先不要说出去。”赵宁站起来，掸了掸膝盖上的灰，“包括俞大猷那里，也先不提。”
戚继光点了一下头，没多问。
两人从库房出来的时候，俞大猷正从前院的门里进来。他身上沾了不少泥土，靴子上的泥浆还是湿的，走一步掉一块。
“阁老。”
“多少？”
俞大猷竖起一根手指。
“能拿得动刀的，一万一千三百人。”
比赵宁估的还少四千。
“伤病呢？”
“伤病营里头有两千多号人。我进去看了，一大半不是伤病，是饿的。”俞大猷的嘴抿成一条线，“粮食不够吃，一天两顿稀粥，能站起来走路就不错了。有的兵连鞋都没有，光着脚在营里头待着。十一月的天，大同。”
赵宁没说话。
他站在后院的台阶上，看着院子里跳动的火光。
四万二千人的编制，一万五的空额银子被郑汝忠吞了，拨下来的粮饷连剩下的人都养不活。兵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裳，拿着铁皮包木头的箭去打仗——这些人凭什么不跑？凭什么不反？
郑汝忠死了，但问题没解决。
明天消息传开，两万多号兵知道总兵被砍了脑袋，第一反应不是拍手叫好，是慌。上头换了人，下头要清洗，粮饷还有没有，命还保不保得住——当兵的只看这些。
赵宁偏过头看向俞大猷。
“营里头的兵，知道郑汝忠死了吗？”
“我去的时候还没传开。但瞒不了多久，总兵府进进出出这么大动静，天亮之前肯定传遍了。”
“那就不等天亮。”赵宁转身往前院走，边走边说，“俞老哥，你刚才在军营里，哪些人还能用？”
俞大猷跟上来，想了想。
“有个副总兵叫马芳，四十出头，山西人。他手底下有一营兵，大概三千人。我去的时候他营里的兵是唯一还穿着甲的。粮虽然不够，他自己掏了钱从城里买了些粮贴补。”
“郑汝忠的人？”
“不是。我问了几个老兵，说马芳跟郑汝忠一直不对付。郑汝忠在的时候把他的兵额压到最低，粮饷也是最后一个发。但他一直没闹，就自己扛着。”
赵宁的脚步慢了一拍。
自己掏钱买粮补贴士兵。在郑汝忠的压制下硬扛了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投靠，没有告状，也没有哗变。
这种人要么是真正的将材，要么是在等一个机会。
无论哪一种，现在都能用。
“把他叫来。”
“现在？都亥时了。”
“现在。”
俞大猷转身出去了。
赵宁走回前院。
郑汝忠的头已经被人收走了，地上的血迹被草草用沙土盖了一层，踩上去沙沙地响。三张酒桌还摆在原处，没人敢动。碎碗的瓷片在火光里闪着白光。
他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
戚继光默不作声地在桌上摆了一盏茶。凉的，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赵宁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叶是陈的，涩得很。
“元敬，你觉得这些兵还有救吗？”
戚继光在对面坐下，刀横搁在桌上。
“兵没有不能用的，只有不会带的。我在义乌招兵的时候，矿工、农夫、盐贩子，什么人都有。三个月练出来，一样敢跟倭寇拼命。关键不是兵好不好，是他们信不信带兵的人。”
“大同的兵信谁？”
“不信任何人。”戚继光的回答很干脆，“信过郑汝忠，被克扣粮饷。信过朝廷，朝廷派来的巡按御史来了走了，什么都没变。信来信去，只信自己活过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