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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死在拉布河畔，死在施罗德身边，没死成。
他想混在难民堆里，像个无名氏一样死在路边的水沟里，也没死成。
现在，这个即将崩溃的帝国，要把他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零件，重新捡回来，刷上一层金漆，摆在最显眼的橱窗里，当作最后的镇店之宝。
随后克莱门斯指了指窗外那些正在艰难跋涉的溃兵。
“看看他们。他们是耗材。是可以被随意丢弃的瓦砾。但您不一样。您是旗帜。”
“旗帜是不能自己决定插在哪里的。旗手把它插在哪，它就在哪。”
丁修转过头，看着克莱门斯。
“所以，我是囚犯。”
“不，您是贵宾。”克莱门斯纠正道，然后他从腰间拔出手枪，放在膝盖上，枪口有意无意地对着后座的方向，“极其珍贵的、需要最高级别保护的贵宾。”
“为了确保您能安全抵达柏林，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是希姆莱阁下的直接命令。”
丁修笑了。
他靠回舒适的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从1941年的莫斯科，到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再到1943年的库尔斯克，1944年的华沙，1945年的匈牙利。
他跑了一大圈，杀了成千上万的人，送走了所有的兄弟。最后，命运还是把他抓了回去，要把他送进那个最终的绞肉机柏林。
那里是这一切的起点，也是终点。
“给我一根烟。”丁修说。
克莱门斯立刻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他迅速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甚至殷勤地打着了火机，凑到丁修嘴边。
“这是好烟，长官。从法国弄来的。”
丁修深吸了一口。烟草的味道辛辣而醇厚，冲淡了车内那种让他作呕的皮革味。
车队经过了一个小镇。
路边，一群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正在构筑街垒。他们大概只有十二三岁，穿着不合身的制服，费力地搬运着沉重的石块和沙袋。
一个孩子看到了这辆插着旗子的高级轿车，立刻停下动作，努力地挺起胸膛，行了一个纳粹礼。他那张稚嫩的脸上，写满了对这种“大人物”的崇拜和对战争的无知。
丁修隔着玻璃看着那个孩子。
他想起了赫尔曼。想起了那个因为没有家信而哭泣，最后死在下水道里的孩子。
这个行礼的孩子，也许过几天也会变成那样。或者更惨，被T-34坦克的履带碾成肉泥。
丁修没有回礼。
他只是冷漠地看着，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停车。”丁修突然说道。
“长官？”克莱门斯有些紧张，“我们有时间表……”
“我叫你停车。我要撒尿。”
车队停了下来。
丁修推开车门，走下车。
冷风夹杂着雨雪扑面而来，让他那经过吗啡麻醉的大脑稍微清醒了一些。
路边的水沟里，躺着几具尸体。那是被刚才路过的某些部队处决的“逃兵”，或者是走不动路被抛弃的伤员。
没人管他们。
丁修站在路边，解开裤子。
两个宪兵立刻跟了上来，站在他身后两米的地方，手里的冲锋枪虽然垂着，但保险是开着的。
“我不跑。”丁修头也不回地说道，“我只有一只手能用。跑不过子弹。”
宪兵没有说话，依然死死地盯着他。
丁修看着远处起伏的群山。那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余脉。再往西，就是德国本土了。
“汉斯，施罗德，格罗斯，克拉默……”
他在心里默念着这些名字。
他们都留在了身后那片广阔的、冰冷的东线土地上。变成了泥土，变成了灰烬。
而他，这个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却要穿着这身笔挺的制服，坐着高级轿车，去参加最后的谢幕演出。
这太荒谬了。
荒谬得让他想笑。
“走吧。”
丁修系好裤子，转过身。
“去柏林。”
“去看看那个疯子是怎么把这个国家最后一点血流干的。”
他重新坐回车里。
车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风雪和尸臭。
霍希轿车再次启动，引擎发出平稳而有力的嗡鸣声。
它像一口装饰豪华的移动棺材，载着这位特殊的“囚犯”，向着北方，向着那个注定毁灭的终点，疾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