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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有人应了一声。
回村的路上，李平凡一直沉默着。
走到村口老井边上，奶奶放慢了步子。
“小花。”老人说，“晚上到我屋来。”
李平凡抬起头。
奶奶没看她，望着远处青黛色的山峦：“有些事儿，该让你知道了。”
那天晚上，李平凡坐在奶奶炕沿边，听老人讲了整整三个钟头。
讲吴婶子——其实该叫她张秀英——的一辈子。
张秀英不是吴家堡本地人。
她是从哪儿来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只知道刚记事的时候，她就跟着一对姓张的夫妇过日子，那对夫妇叫她“带子”。后来她明白了，带子是啥意思——不能生养的人家从外头抱个孩子回来，指望能“带”来亲生儿女。
她果然带来了。
她被抱回来的第三年，养母就怀了孕，生了个大胖小子。
从那以后，她在那个家就成了多余的。
吃不饱是常事。饭桌上但凡少一口，养母的眼神就往她身上扫：“秀英今儿不饿，少吃一顿没事。”她就放下筷子，回自己那间透风漏雨的柴房，摸着瘪瘪的肚子睡觉。
穿不暖也是常事。弟弟穿小的衣裳，补一补给她；弟弟穿破的棉袄，拆一拆改给她。冬天柴房冷，她把所有的衣裳都套在身上，缩成一团，还是冻得直哆嗦。
活儿是她干。洗衣、做饭、喂猪、打柴、挑水、伺候菜园子。养母说：“女孩子家，不多干点活儿，往后嫁人让人笑话。”她就闷头干，从早干到晚，手冻裂了也不吭声。
她在这个家活到十九岁，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没听养父母喊过一声“闺女”。
十九岁那年，养母把她许给了吴家堡的老吴家。
不是嫁，是卖。
八十块钱，外加两担苞米、一口肥猪。
养母接过钱的时候，数了两遍，笑眯眯揣进怀里，回头跟她说：“那老吴家人口简单，男人老实，你去了是享福。”
张秀英啥也没说。
她在这个家十九年，早就学会了：说啥都没用。
可她没想到，嫁人不是苦难的结束，是另一种苦难的开始。
婆婆是个厉害角色。男人在世时，她不敢太出格；男人一死，这个家就成了她的一言堂。
过门头一天，婆婆让她跪着给全家磕头。磕完头，婆婆说：“新媳妇过门，得净净肠胃。三天不许吃饭，只许喝水。”
她就喝了三天凉水。
月子里生的是闺女，婆婆在产房外头听见接生婆报喜，当场就沉了脸：“丫头片子，有啥可高兴的。”
月子没人伺候。她第三天就自己下地，蹲在井边洗尿褯子。腊月的水，冰凉刺骨，洗一回，手肿得像馒头。
闺女三岁那年出疹子，她抱着孩子跑了几十里地去镇上求医。大夫说能治，但要五块钱。她拿不出。
她跪在药铺门口给人磕头，磕得额头青紫，一分钱没借到。
回来的路上，孩子在她怀里没了。
她抱着那个渐渐冰凉的小身子，坐在山道边，从黄昏坐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她抹了把脸，把孩子埋在村东头那棵歪脖子榆树底下，回家接着喂猪、做饭、伺候婆婆。
她男人是在孩子没了的第二年走的。矿上塌方，连尸首都没找全，就拉回来一袋子碎骨烂肉。
婆婆指着她鼻子骂：“就是你克死的！你命硬，克夫克子，谁挨着你谁倒霉！”
这话传出去，整个吴家堡都知道了。
从此没人敢跟她亲近。她走哪儿，哪儿的人就躲；她在井边打水，本来排队的妇女们一哄而散，宁可多等一会儿也不跟她挨着。
她去小卖部买盐，赵大婶隔着柜台把钱接过去，找零往柜台上一撂，不碰她的手。
她在菜园子摘豆角，隔壁王二媳妇本来过来借锄头，一瞅见她，转身走了。
她成了全村最“膈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