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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贵的儿子开口了：“走了半个月山路，白天躲，晚上走，遇见好几伙土匪，抢了一半去。剩下的这些……是我们全部家当了。”
赵大勇走出屋子，点上支烟。
鹰酱顾问杰克走了过来，他常驻谅山，负责指导防务。
“赵，这些人怎么处理？”杰克用生硬的中文问。
“按条例，查清身份，没问题的送安置点。”
杰克看看屋里：“他们是大地主。按照他们的理论，是剥削者。太可怜了，也只能来到这里才能生活。”
赵大勇吐口烟：“上尉，不管以前是地主还是贫农，只要遵纪守法，就是公民。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杰克笑了笑：“本该就是这样的。”
处理完手续，天快黑了。
赵大勇让炊事班给这二十多口人做了热饭，青菜炖罐头肉，白米饭管饱。
那些人吃得狼吞虎咽，小孩子连碗底都舔干净。
饭后，黄德贵找到赵大勇，小心翼翼问：
“长官，我们到了安置点，真能分到地？”
“能。一人五亩，头三年租子两成。但话先说清楚，地是国家的，你只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干得好，三年后可以续租。”
黄德贵连连点头：“够了够了，有地种就行。”
正说着，哨所外又来了人。这次是一家四口，夫妻俩带俩孩子。
男人穿中山装，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一问，是对面的中学教师，姓周。
周老师摘下眼镜擦，开始哭诉：“我也是蠢，当初张长官派人到学校，说南华缺老师，待遇从优，还分房。
我想着，我是教书的，到哪不是教？再说桂林是老家，舍不得走。”
他留下继续教书。起初还好，新政府重视教育，学校照常上课。
但慢慢地，教材换了，要教新思想、新政策。
这也没什么，教书育人嘛。
可到了十月份，学校开始思想整顿，所有教师要交代家庭背景、社会关系。
周老师家是小康，父亲做过小生意，有几间铺面。
这一交代，坏了。
成分划成小资，教学资格被审查，课不让上了，调到后勤科搬书。
“搬书我也认了，可他们要我揭发同事，说谁谁谁讲过反动话，谁谁谁藏书没上交。
我不肯，就成了顽固分子。工资停发，房子要收回去，孩子在学校被同学骂资产阶级狗崽子。”
他妻子在旁边哭：“长官，我们真是活不下去了。孩子天天回家哭，说同学不跟他玩，老师也不管。再待下去，孩子这辈子就毁了。”
赵大勇给他们登记，安排食宿。周老师临走前，忽然问：“长官，南华那边，还缺老师吗？”
赵大勇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人，他欢喜道：“缺，缺得很。新办的小学，一个县缺几十个老师。
你有文化，过去考核过了就能上岗。工资不低，一个月八十南华元起。”
周老师眼睛红了，连连鞠躬：“谢谢，谢谢！”
夜深了，赵大勇在哨所值班室写日志。
今天接收了三十七名老乡，其中地主家庭两家，知识分子一家，其余是普通农民。
他想起去年南撤时，张文东苦口婆心劝那些人走，说“时局变了，留下要吃亏”。
很多人不听，觉得张文东危言耸听。
现在呢？拖家带口，翻山越岭，跑到这边来求一条活路。
杰克上尉进来，递给他一杯热咖啡：“赵，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边在消灭阶级，你们在接收阶级。”
赵大勇喝口咖啡，苦的，他至今还喝不习惯这玩意。
“上尉，我们总统说过一句话：统治者就是阶级的本身。
地主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来了能种地、能教书，就是有用的人。
至于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他摇摇头，“不重要。”
窗外，寒风呼啸。
哨所里，新来的那些人挤在通铺上睡着了，鼾声起伏。
赵大勇继续写日志。
明天这些人会被送往下游的安置点，分田的分田，安排工作的安排工作。
而北边的边境线上，还有多少人正在往这边来，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道边境线两边，正在长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而他守在这里，就是要让想过来的人，能有一条活路可走。
这就是他的任务。
简单，也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