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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还是那间熟悉的会议室。
灰色的墙壁，深色的长桌，桌面上的水杯和文件夹摆放得整整齐齐。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发出均匀的、惨白的光，把每一个人的脸都照得纤毫毕现。墙上的大屏幕黑着，像一只闭着的、巨大的、沉默的眼睛。林岳峰坐在会议桌的最上首，面前摊着一杯没动过的茶，茶叶沉在杯底，水面上没有一丝热气。他旁边坐着方振国，搓手指的动作比平时快了很多，指节搓得发白，像在计算一道永远算不完的题。
我和赵远航坐在长桌的另一侧。门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我听到那声闷响，和几个月前第一次走进这间会议室时一模一样。但今天空气里的东西不一样了。不是紧张，紧张是热的，会让人的手心出汗、后背发紧。今天空气里的东西是冷的，冷得像天津港十一月的海风，冷得像太平洋中心那片海域深处两千五百米以下的水。
大屏幕亮了。
红色的，醒目的，一个巨大的标志，正在缓缓移动。屏幕上是太平洋的卫星海图，深蓝色的背景上标注着大陆的轮廓、岛屿的位置、国际日期变更线、各国的专属经济区边界。在那个画面的正中央，在北纬十度、东经一百四十度附近——落日计划原来的位置——那个标志已经不在那里了。它离开了。它正在向西移动。速度不快，在卫星图上几乎看不出它在动，但右下角的数据框里，经纬度的数字在一点一点地变化。每一秒都变一点，每一分钟都变一点，每一小时都变一点。从东经一百四十度到一百三十九度，从一百三十九度到一百三十八度。从北纬十度到十一度，从十一度到十二度。它在往西，往北。它在往龙国的方向移动。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林岳峰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面前那杯茶已经彻底凉了，茶叶沉在杯底，一动不动。方振国的手不搓了，指节僵在那里，白得没有血色。赵远航推了推鼻梁——那里什么都没有，他的眼镜早就不在了，但他的手指精准地落在了鼻梁上，像落在了一个他摸了无数次的、已经不存在了的开关上。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红色的标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不可逆转地、像一颗被发射出去了就再也收不回来的炮弹，向龙国的方向移动。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的，沙哑的，像是被十一月的海风吹了一整夜之后发出来的声音。
“漂亮国想干嘛？过来不怕送死吗？”
林岳峰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屏幕上那个红色的标志，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久到方振国的手指又开始搓了起来，搓得比刚才更快，更用力，指节搓得咯咯响。
他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像在会议室里对着卫星照片讲解敌我态势，像在电话里对五角大楼的罗伯特·凯勒说“龙国不会接受一个由某个国家单方面控制的全球能源命脉”。但我听到了那种平静下面的东西。那不是平静，那是被压住了的、被锁死了的、被一层又一层的纪律和理性和“大局为重”裹住了的、不让它翻涌上来的——另一种东西。
“不知道。”
他停了一下。
“但是漂亮国有天幕。天幕一旦启动，龙国根本没有办法打进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变，语调没有变，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但他的眼睛变了。那双在会议室里冷得像深海两千五百米以下的水的眼睛，此刻里面有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结冰。不是那种从外面冻进去的冰，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从眼球的深处、从瞳孔的背后、从某一个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最冷的、最硬的、最不肯妥协的地方，长出来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