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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御史和苏婉回到江宁时，已是深秋。
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已经落尽，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显得有些萧索。苏婉推开院门，看到院子里落满了枯叶，石桌上也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她放下行囊，拿起扫帚，开始清扫院子。赵御史则走进屋内，检查了一下那些存放药材的柜子——还好，药材都保存得很好，没有受潮，没有生虫。
他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环顾着这个他住了好几年的地方，心中涌起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他离开的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
第二天清晨，赵御史早早起了床，独自一人，来到了义仁堂门口。
晨雾尚未散尽，整条长街笼罩在一片朦胧的灰白色之中。远处的店铺还没有开门，只有几个早起的小贩，在街边缩着脖子，等待着第一批顾客。义仁堂的门板紧闭着，门楣上那块写着“义仁堂”三个字的匾额，在晨光中显得有些黯淡，边角处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他站在门口，沉默了片刻，然后伸出手，轻轻推开了门。
门没有锁。他走了进去。
屋内，一切如旧。诊桌、药柜、椅子，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灯油已经燃尽，灯芯上结着一朵黑色的灯花。他走到诊桌前，在椅子上坐下，手指轻轻抚过桌面那些被岁月磨得光滑的边缘。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到义仁堂时的情景。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巡按御史，为了追查“神仙粉”的案子，第一次走进了这家不起眼的小医馆。他想起孙大夫坐在他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为他诊脉；想起孙大夫在灯下，一笔一划地写着药方；想起孙大夫站在门口，目送着他离开。
他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药柜前，拉开一个抽屉。抽屉里，放着一些已经晒干的药材，散发出淡淡的药香。他又拉开另一个抽屉，里面放着几包用油纸包好的药粉，油纸上，用毛笔写着药名和用法——那是孙大夫的字迹。他认得那些字，苍劲有力，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和严谨。
他关上抽屉，转过身，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那块匾额上。
那块匾额，是当年江宁城的百姓们，凑钱请人制作的。匾额上，“义仁堂”三个字，是孙大夫亲自题写的。字迹算不上漂亮，甚至有些笨拙，但每一笔每一划，都透着一种认真和执着。他记得孙大夫说过，他年轻时家里穷，没读过几年书，字写得不好看。但他还是坚持自己题写了这块匾额，因为他说，义仁堂是他的心血，他要用自己的手，把它写下来。
他站在那块匾额前，仰着头，看了很久。
然后，他搬来一把梯子，爬上去，小心翼翼地将那块匾额，从墙上取了下来。匾额不重，但他的手，却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他抱着那块匾额，走出义仁堂，站在门口，将它举过头顶，挂在门楣上。
他退后几步，看着那块重新挂好的匾额，看着上面那三个略显笨拙的字，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孙大夫，”他轻声说，“你放心。义仁堂，会一直在。”
他转过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身后，那块匾额，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
仿佛在回应他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赵御史每天都去义仁堂开门坐诊。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夫，他只会看一些简单的病症，处理一些常见的伤病。但他还是坚持每天去义仁堂，坐在那张孙大夫坐过的椅子上，为那些上门求诊的病人，把脉，开方。
他开的方子，都是孙大夫留下的医书中记载的。他按照那些方子，一味药一味药地核对，一味药一味药地斟酌，生怕出一点差错。有时候，遇到他拿不准的病症，他就会翻开孙大夫留下的医案，对照着上面的记录，寻找治疗的思路。
那些医案，是孙大夫行医几十年的心血结晶。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病例，以及孙大夫的治疗思路和用药心得。有些地方，孙大夫还用朱笔做了批注，注明哪些方子有效，哪些方子无效，哪些方子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调整剂量。
赵御史一页一页地翻阅着那些医案，仿佛能看到孙大夫坐在灯下，一笔一划地写着这些文字时的样子。他的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敬佩，有感激，也有一种深沉的思念。
苏婉每天都会来义仁堂帮忙。她负责给病人抓药、熬药，有时也会帮赵御史打下手。她虽然没有正式学过医，但这些年在孙大夫身边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不少东西。她抓药时，动作熟练而准确，每一味药的剂量都把握得很好，从不含糊。
那些来义仁堂看病的百姓，看到坐诊的换了人，都有些惊讶。但当他们发现，新来的赵大夫，和孙大夫一样认真，一样不收诊金时，他们的惊讶，便化作了感激。
一个老婆婆，在看完病后，拉着赵御史的手，声音有些颤抖：“赵大人，孙大夫他……还会回来吗？”
赵御史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看着她眼中那抹期盼的光芒，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会的。孙大夫他，一定会回来的。”
老婆婆听了，脸上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她松开赵御史的手，转过身，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了。
赵御史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久久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