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孤忠殉道 风雨各西东(2/2)

我们马上记住本站网址,www.kcbook.pro,若被浏/览/器/转/码,可退出转/码继续阅读,感谢支持.

吴保初得知谭嗣同死讯和“六君子”被斩的详情,是在事发后第三天的下午。他订阅的几家报纸,或因谨慎,或因审查,消息登得迟了,语焉不详。是一位与京中有些关系的友人不忍,亲自登门,将所知细节相告。

彼时,吴保初正心乱如麻。他写给袁世凯的那封陈情信已经发出,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这种悬而未决的沉默,比直接的斥责或安慰更让他煎熬。他既怕这信不足以撇清自己,招来祸患;又隐隐为自己这近乎怯懦的辩白感到羞耻,尤其在听到谭嗣同慷慨就义的消息后,这种羞耻感更是烧灼着他的心。

友人讲述时,吴保初呆坐在沙发里,手里端着一杯早已冷透的茶,眼神空洞地望着壁炉里未曾点燃的木柴。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临终豪言时,他手猛地一抖,茶杯“砰”的一声失手跌落,在地毯上砸出一片深色的水渍。由于响声太大又很突然,引起隔壁仆人们的一阵惊慌。

老仆闻声进来欲收拾,被他粗暴地挥手赶了出去。

“彦复,你……节哀。”友人见他面色惨白,神情恍惚,低声劝道。

节哀?吴保初想扯出一个苦笑,却连嘴角都无法牵动。哀?他配吗?他此刻心中翻腾的,与其说是对友人之死的悲痛,不如说是一种更强烈的、无地自容的自我厌恶与恐惧。谭嗣同以最刚烈、最纯粹的方式,践行了其“冲决网罗”、“流血变法”的誓言,成了万人景仰的烈士。而他吴保初,同样出身官宦,同样曾热血上书,如今却在做什么?躲在租界的洋楼里,瑟瑟发抖地写信向可能的新贵乞怜,试图从昔日的同道中剥离出来,以图自保!

对比太过鲜明,也太残忍。谭嗣同的死,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照出了他灵魂深处的怯懦、摇摆与不堪。

“他……他真的就这么……死了?”吴保初梦呓般地问。

友人沉重地点点头:“尸身据说被湖广会馆的同乡收敛了,头颅……示众三日后,不知下落。王五侠士似乎在设法……”

吴保初猛地用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不是哭泣,而是一种近乎窒息般的痉挛。他想起松筠庵初识时谭嗣同那闪电般的眼神,想起他谈论“冲决网罗”时的激昂,甚至想起他那略带湘音、却充满力量的谈吐……那样一个活生生、热腾腾、仿佛永远燃烧着的人,就这样没了?被一把钝刀,砍下了头颅?

而自己,还活着,还在为头上的虚衔、为这租界里虚假的安宁而惶恐不安。

“对不起,请你离开……”他从指缝里挤出声音,“求你……先出去。”

友人叹息一声,默默起身离开,轻轻带上了门。

客厅里只剩下吴保初一人。他缓缓滑坐到地毯上,背靠着沙发腿,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上海的秋日,也带着挥之不去的阴郁。北山楼第一次让他感到如此空旷、了无生气。那些曾经在这里被高谈阔论的自由、平等、变法,如今都沾上了浓重的血腥气,变得遥远而可怖。

他忽然想起沈云英那句“无根浮萍”的判语。此刻,他比浮萍更不如。浮萍尚且随波逐流,无牵无挂。而他,却被恐惧、羞耻、往事以及对未来的茫然,死死钉在这华丽的囚笼里,动弹不得。

他会成为下一个被清算的目标吗?袁世凯会帮他吗?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办这无所适从的沙龙?还是彻底销声匿迹?……无数问题涌来,没有答案。只有谭嗣同就义前那声“快哉快哉”的大笑,如同魔咒,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拷问着他每一寸灵魂。

丁惠康没有刻意去打听行刑的细节。但当消息无可避免地传入耳中时,他正在实验室里,观察一组细菌培养皿的变化。手中的镊子微微一顿,在培养皿边缘留下一个极浅的印子。

他直起身,走到窗前,默默站了许久。窗外是广州城永不疲倦的市声,实验室里则是一片带着消毒水气味的、绝对理性的寂静。两个世界,咫尺天涯。

他没有流泪,没有长叹,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剪报册上记录分析。有些死亡,超出了分析的范畴。

他只是想起了最后一次“见”到谭嗣同,还是在关于《仁学》手抄本的传闻里。那样激烈、纯粹、不惜与旧世界同归于尽的思想与灵魂,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与那个世界完成了最彻底的决裂。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谭嗣同的路径失败了,代价是生命。而他丁惠康选择的路径,看似安全,但其成效之微茫、进程之缓慢,在救国图存的急迫需求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谁的道路更正确?或者说,在这个积重难返的国度里,真的存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吗?

他不知道。他唯一确信的是,自己无法走上谭嗣同那样的路。他没有那份不计生死、慷慨赴义的炽烈激情。他的力量,在于冷静的观察、严谨的推理、以及日复一日看似枯燥的积累。这力量很微小,很安静,但或许,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属于“未来”的基石——如果这个国家还有未来的话。

他走回实验台,重新拿起镊子,调整了一下显微镜的焦距。镜下,那些肉眼无法看见的微小生物,正在按照它们自身的规律生长、繁殖、竞争、死亡。那是一个井然有序又残酷无比的世界。

他想起父亲丁日昌晚年对洋务“根基太浅”的叹息。如今,谭嗣同试图用生命去撼动那最深层的“根基”,却失败了,也牺牲了。那么,自己这默默培植“根基”的工作,尽管缓慢,尽管微不足道,是否也因此而有了某种更沉痛、也更坚决的意义?

他不再去想那些宏大的、无解的问题。他低下头,开始认真记录这一组培养皿在不同条件下的菌落形态与数量变化。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规律而稳定。灯光将他专注的身影投在墙壁上,孤独,却带着一种异样的坚定。

这孤光,无法照亮时代的漫漫长夜,甚至无法温暖周围的方寸之地。但它固执地亮着,以它自己的方式,对抗着那无边无际的、吞噬了无数热血与理想的黑暗。

数日后,长沙城外码头。

湘江水阔,烟波浩渺。几艘普通的客船泊在岸边,陈氏一家数十口,带着简单的行李,正默默登船。没有官员送行,没有仪仗,甚至没有多少路人注意。曾经煊赫一时的巡抚之家,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开了他们曾试图用力变革的土地。

陈宝箴站在船头,回望暮色中的长沙城楼,目光苍茫。陈三立陪在他身边,手中搀扶着身体明显不适的父亲。

“父亲,风大,进舱吧。”陈三立轻声道。

陈宝箴摇摇头,低声吟道:“‘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立儿,此一去,不知何日再返湘江。”

“父亲,江山常在,人生寄旅。何处不可为家?”陈三立安慰道,目光却同样投向那渐行渐远的城郭。那里有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如今,都已风流云散。那里,也曾有他与谭嗣同并肩作战的岁月。

“只是……苦了你了。”陈宝箴看着儿子,“你的前程……”

“父亲,”陈三立打断他,语气平静而有力,“儿子如今,别无他求,唯愿侍奉父亲膝下,教养儿孙读书明理。功名利禄,过眼云烟。能得平安,能与父亲共此余生,便是大幸。”

陈宝箴握住儿子的手,老泪纵横,却不再言语。

船桨欸乃,客船缓缓驶离码头,融入苍茫的江水与暮霭之中。前方是江西,是西山,是未知的布衣生涯,也是另一种传承的开始:将未竟的理想与深沉的文化担当,融入诗篇,融入家风,融入对下一代的培育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在上海,惊魂稍定的吴保初,收到了袁世凯府中一名师爷客套而冷淡的回信,信中无非是“朝廷明察秋毫,必不枉纵”、“吴公子但放宽心,谨言慎行即可”之类不痛不痒的敷衍。这封信未能带来丝毫安全感,反而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最后一丝攀附的幻想,也让他更深地陷入了一种既庆幸又失落、既安全又倍感屈辱的复杂心境里。北山楼的沙龙,暂时是办不下去了。他把自己更深地封闭起来。

而在广州,丁惠康收到了湖南友人辗转寄来的一包东西,里面是几本时务学堂的教材残本、一期《湘报》,以及一页未署名的、抄录着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纸张。他默默收好,将其中与自然科学相关的部分,仔细归类放入了自己的资料柜。那页诗,他看了很久,最终也夹入了那本厚重的剪报册,与《明定国是诏》、他自己的分析,以及关于京城政变的报道放在了一起。然后,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实验室。

北京,菜市口的血迹早已被黄土覆盖、被雨水冲刷。只有那不屈的精神,如同不死的种子,随着秋风,随着流言,随着秘密传抄的诗句,悄然撒向四方,在无数尚未完全麻木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待发的惊雷。

潮起,潮落。维新的大潮以最惨烈的方式退去,留下的不是一片虚无的沙滩,而是被深刻改变的地貌,与深嵌在历史河床上的、血色的印记。

四公子的命运之舟,被这退潮的洪流裹挟着,彻底离散,各自飘向迷雾重重的远方。

后人有诗曰:

热血喷薄化碧涛,书生意气付霜刀。

湘江流尽孤臣泪,沪上风沉志士旄。

冷眼观星探物理,残灯续火课儿曹。

潮头跌宕知何似?散入烟波万里蒿。

(上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