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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勒地区过去三十年的主要人道主义危机，根源不是降雨减少，而是生计崩溃。”
“当一个家庭每年缺粮四个月时，任何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都是奢侈的。”
“他们必须先吃饱，然后才能听懂前人栽树。”
……
6月，加蓬，兰巴雷内。
皮埃尔·恩东戈把最后一卷奥库梅木单板码放到货车上。
车厢喷着蓝色标志，目的地：奥文多港。
奥库梅木，加蓬特有树种，轻质，防潮，不变形，是做胶合板和乐器的最佳材料。
皮埃尔的祖父砍奥库梅木，卖给法国殖民公司，每立方木材换半袋面粉。
皮埃尔的父亲也砍奥库梅木，卖给利伯维尔的本土贸易商，每立方换一袋面粉加两升棕榈油。
皮埃尔自己，二十一岁，初中毕业，是加蓬—九黎合资林产公司兰巴雷内加工厂的固定工。
他不砍树。
他操作一台九黎的数控刨切机，把原木刨成0.3毫米厚的单板。
月薪180美元，相当于父亲当年三个月的收入。
工厂大门外竖着一块广告牌：“加蓬不再出口原木，我们出口橱柜，吉他，波罗的海渡轮的甲板。”
加蓬政府颁布原木出口禁令，要求所有木材必须在境内加工至半成品或成品方可出境。
欧盟抗议，美国关切，世界银行说“可能违反贸易规则”。
但禁令没有撤回。
因为九黎，当时已是加蓬木材第一大进口国，表示完全支持，并提供3.5亿美元低息贷款，帮助加蓬在三年内建成七座木材加工园区。
皮埃尔的工厂是其中一座。
加蓬木材加工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采掘业。
加蓬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是中非地区第一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原资源型经济体。
皮埃尔用工作三年攒下的钱，在兰巴雷内郊区买了块地，盖了一栋砖房。
他祖父住的是茅草屋，父亲住的是铁皮棚。
他住进了砖房。
砖房后面，他留了一块空地。
“准备种奥库梅木，”他对来参观的九黎技术员说，“不是砍，是种。”
“种了也不够你们厂吃。”技术员笑。
“够我儿子吃。”皮埃尔说。
……
安哥拉，罗安达。
若昂·多斯桑托斯，把最后一件行李塞进皮卡车斗。
他离开的不是罗安达，是罗安达的贫民窟。
穆桑巴贫民区，四十万人挤在没有下水道，没有电网，没有门牌号的铁皮棚屋里。
若昂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两岁时死于霍乱。
安哥拉内战终于结束。
打了二十七年，全国基础设施剩不到百分之三十。
但罗安达的海面上开始出现巨型起重船。
那是九黎“振华”号的船队，运载着港口集装箱桥吊，预制混凝土构件，盾构机。
若昂看不懂那些机械，但他看懂了招聘启事：
“罗安达港口扩建工程招收力工，焊工，卡车司机，日薪8美元，包一顿午餐。”
他去应聘卡车司机。
他有驾照，但没开过工程车。
考官说可以学，培训期日薪5美元。
他学了三个月。
港口一期工程竣工。
若昂升为运输班长，月薪320美元。
他在港口附近的卡曾加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水泥楼，有自来水，有马桶，有不会在雨季漏雨的屋顶。
搬家那天，妻子把唯一的圣像挂在客厅墙上，然后在崭新的燃气灶上煮了第一锅木薯。
“这才是家。”她说。
若昂没有接话。
他望着窗外。
楼下，孩子们在水泥空地上踢足球。
远处，港口桥吊正在夜以继日地吞吐集装箱。
他想起父亲。
父亲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哥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未来。”
若昂拧开水龙头，冷水哗哗冲进洗脸池。
有未来。
他想。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非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报告》。
数据揭示了一个被西方主流学界长期忽略的事实：
非洲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7%，但城市贫困率开始下降。
从1985年的38%降至1995年的25%。
总和生育率。
19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名妇女生育6.3个孩子。
1980年，降低到3.4个。
1990年，降低到1.2个。
报告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与几个因素高度相关：
第一，女孩入学率上升。
九黎进入后，非洲小学女童净入学率从12%升至84%。
每多上一年学，平均生育意愿下降0.3个孩子。
第二，城市化。
城市养育成本远高于农村。
罗安达贫民窟的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但搬到正规住区，哪怕仍是月租三十美元的陋室，这个数字降至3.1。
第三，非农就业机会。
报告特别提及九黎在非洲的基建，加工，物流项目：“当妇女发现自己能通过种法国豆，操作缝纫机，在加油站收银赚取现金收入时，多生孩子的边际收益会逐步下降。”
“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家庭岗位给孩子。”
“多生的孩子不再是生产力，而是经济负担。”
……
索马里，基斯马尤。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锁进铁皮柜。
这把他用了十七年的自动步枪，打过埃塞俄比亚军队，打过肯尼亚边防警察，打过索马里过渡政府，打过“青年党”内部的叛徒。
最后一次击发是朝天上鸣枪，为一个战死的下属送葬。
下属二十岁，跟他打了三年，每个月领八十美元军饷。
下属的母亲住在基斯马尤郊外的难民营，丈夫死于内战，大儿子死于边境冲突，这个二儿子是家里最后的收入来源。
葬礼后，谢赫自费买了二十袋大米，送到难民营。
他不知道怎么对那位母亲说“你儿子是为圣战牺牲”。
因为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清楚，“圣战”到底要达成什么。
3月，一个穿便装的中年索马里人来营地找他。
不是青年党的人，不是政府的人，也不是埃塞俄比亚人。
这个人带着一台平板电脑，打开地图，指着基斯马尤以北八十公里的一片荒原。
“这里要建一个腰果种植园。”他说，“五千公顷，三年后投产，需要一千二百名固定工。”
谢赫沉默。
“我们正在招募安保承包商，不是打仗，是看守灌溉设施，防止偷盗。”
“你找错人了。”谢赫说，“我是恐怖分子。”
那人没有笑。
“我知道。”他说，“但恐怖分子也需要吃饭。”
“而且恐怖分子退役后，也需要一个不被通缉的身份。”
他推过一份合同。
“南方共同体—索马里农业开发公司·基斯马尤腰果种植园安保服务意向书”。
甲方：索马里农业开发公司
乙方：[待填]
服务内容：园区边界巡逻，灌溉设施监护，员工通勤护送
合同期限：三年，可续签
薪酬标准：指挥官月薪600美元，队员300-450美元
附加条款：乙方人员须在签约后六十日内缴械，由朱巴兰行政当局登记造册，换发民间安保机构执业牌照。
谢赫看着那份合同。
六百美元。
他打了十七年仗，从没拿过六百美元月薪。
“你们不怕我把钱拿来买武器？”他问。
“你可以买。”那人说，“然后你会失去这份合同，失去牌照，重新成为被无人机定点清除的目标。”
“你也可以把儿子送去基斯马尤新开的技术学校，学汽车维修，那里也招人。”
谢赫的儿子十四岁。
去年偷了营地里一支手枪，被谢赫抽了二十皮鞭。
他以为儿子会恨他。
但儿子没有。儿子只是看着他，说：“爸爸，我以后不想打仗。”
谢赫签了合同。
5月，基斯马尤腰果种植园破土。
谢赫·阿卜迪卡西姆·易卜拉欣成为这家种植园的安保经理，手下管着九十二名前战斗人员。
他们没有制服，但佩戴统一的胸牌，白底蓝字：“民间安保·授权持械”
第一批腰果收获，装船运往九黎。
谢赫用两年薪水在基斯马尤镇上买了房，把儿子送进那所技术学校。
儿子毕业，在种植园旁边的农机站当修理工。
谢赫周末去农机站，坐在树荫下，看儿子把一台熄火的拖拉机拆开，清洗喷油嘴，重新组装，发动。
儿子满手油污，对他咧嘴笑。
谢赫没有笑。
他只是想：十七年的子弹，不如这十七分钟的马达声真实。
……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港。
第一列来自开普敦的集装箱班列缓缓驶入港区。
机车是九黎造的，车厢是南非造的，钢轨是尼日利亚的铁矿，经九黎技术援助在阿尔及利亚轧制的。
这趟列车装载的是：南非德班的柑橘，津巴布韦哈拉雷的烟草，赞比亚铜带省的电解铜，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剑麻，肯尼亚纳纽基的鲜切花，埃塞俄比亚阿达玛的咖啡。
全程五千九百公里，穿越七个国家，历时十一天。
比海运快三十二天。
列车上没有押运武装。
纵贯线开工时，运输规划部门做过风险评估：刚果（金）东部的武装团伙，南苏丹的部落民兵，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土匪，可能对铁路构成严重威胁。
这些威胁没有消失。
但风险评估报告修改了措辞：
“部分非国家武装团体对铁路的认知，已从软目标转变为禁止攻击的目标。
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是因为铁路为这些团体控制区提供了电力，药品，以及，将未经加工的农产品运出，换取现金的通道。”
通俗地说：土匪发现劫火车不如自己种腰果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