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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鹰嘴岭以北五公里。
晨雾中，一支庞大的车队沿着刚拓宽的土路驶入基地。
打头的是二十辆九黎一型卡车，车厢用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
紧随其后的是四十辆T34-85坦克，履带碾过地面发出沉重轰鸣。
队伍中段，四十门新式的ZPU-4四联装14.5毫米高射机枪被牵引车拖着。
最后面是三十多辆运输车，装载着成箱的弹药、药品、食品和被服。
“报告陈旅长，第二支队奉命抵达！”
一名三十出头的中校跳下吉普车，向迎上来的陈剑锋敬礼。
他是张卫国，原滇军炮兵营长，跟随龙怀安南下后一直在西贡军校任教，这次被任命为第二支队的指挥官。
陈剑锋回礼，目光扫过车队：“带来多少东西？”
“清单在这里。”张卫国递上文件夹，“武器方面是四十辆T-34，四十门高炮，一百挺机枪、五千支步枪，以及配套弹药。”
“各种规模的火箭筒2000具和配套弹药。”
“三万套冬装，两万双防寒靴，五万条毛毯，一千顶帐篷。”
“还有药品，特别是冻伤膏和磺胺，我们带了十吨。”
“另外，飞机的支援也马上就要到了，正在安排航空汽油的储备和转运，很快，天空上就会有我们的飞机来守护了。”
“对了，战俘身体状况如何？”
“大部分轻伤员已恢复，三名重伤员还在危险期，但军医说只要路上不出意外，应该能保住命。”陈剑锋说道。
“立刻转运回国，进行舆论宣传准备。”
所有的战俘被秘密转运回西贡。
10月5日，西贡，九黎国家广播电影制片厂一号摄影棚。
这是龙怀安亲自批准建设的现代化制片厂，设备大多从HK和西方采购。
技术人员中既有本地培养的年轻人，也有从海外、HK邀请来的电影工作者。
此刻，一号摄影棚被布置成简洁的访谈场景。
两张单人沙发，中间一张小茶几，背景是素雅的幕布。
灯光柔和，三台电影摄影机从不同角度对准沙发。
杰克逊中士坐在沙发上，穿着干净的九黎制式病号服。
经过一周的休养和长途转运，他的气色已经好了很多。
坐在他对面的是九黎国家广播电台的首席播音员林婉清。
她穿着得体的套装，笑容温和。
“杰克逊先生，放轻松，我们就当聊天。”林婉清用流利的英语说，“导演说了，如果哪句话你不愿意说，我们就重来。”
“我知道。”杰克逊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开始吧。”
场记板打下：“《战争与人性》第三场，第一次，开始！”
镜头缓缓推进。
“杰克逊先生，能先说说您参军的经历吗？”林婉清问。
“我1943年入伍，”杰克逊说道，“当时，征兵官说，参军是为自由而战，打败法西斯，让世界变得更好。我相信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去了欧洲。在高卢，在德国，我确实为打败纳粹而战，我不后悔。”
“但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家乡阿拉巴马州，发现一切都没变。”
“我还是不能和白人坐在一起吃饭，不能住进白人社区，甚至在退伍军人医院，黑人士兵都要被单独隔离治疗。”
林婉清轻声问：“所以当半岛战争爆发，您再次被征召时，您是什么感受？”
杰克逊沉默了几秒，镜头捕捉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痛苦。
“我觉得，被背叛了。”
他缓缓说道。
“他们说我们去半岛是为了保护自由，可是在美国，我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
“他们说我们去对抗共产主义，可是在南方，那些三K烧十字架，私刑处死黑人时，政府从来不管。”
他抬起头，直视镜头：“我不想为这样的政府打仗。”
“我的战友们也不想。”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拒绝服役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会被关进监狱，我们没有选择。”
“在战场上呢？您和您的战友们待遇如何？”
杰克逊苦笑：“我们黑人部队总是被派到最危险的任务。”
“侦察、排雷、打头阵。”
“军官大部分是白人，他们坐在后方指挥，我们在一线送死。”
“如果战死了，抚恤金只有白人士兵的一半。”
他顿了顿。
“在鹰嘴岭被俘时，我们排是第一个打出白旗的。”
“不是因为胆小，是因为我们想通了，为什么要为那些不把我们当人看的人去死？”
访谈持续了四十分钟。
杰克逊讲述了他在美军中遭遇的种族歧视，讲述了黑人士兵在前线受到的不公待遇，讲述了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迷茫和质疑。
他没有激烈控诉，语气平静，但正因如此，话语中的绝望和幻灭感更加刺骨。
最后，林婉清问：“如果现在有机会对美国的年轻人，特别是黑人青年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杰克逊看着镜头，一字一句：
“不要被那些漂亮话骗了。”
“他们说的自由、民主、正义，在战场上和在生活中，都不是给我们的。”
“如果你的肤色是黑色的，你在美国就是二等公民。”
“他们会让你为他们打仗，但不会给你平等的权利。”
“生命是你自己的，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而那些让你去送死的人，会坐在办公室里，数着战争带来的利润。”
“所以，问问自己：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想清楚了，再做决定。”
“停！”导演喊道，“完美！这条过了！”
摄影棚里安静下来。
杰克逊靠在沙发上，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林婉清递给他一杯水：“您说得很好，很真实。”
“我只是说了实话。”杰克逊接过水杯，“这些话憋在心里很久了。”
这时，导演走过来：“杰克逊先生，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总统特别指示，希望所有参与拍摄的战俘一起合唱两首歌。
一首是《欢乐颂》，一首是《平安夜》。”
杰克逊愣了愣：“唱歌？为什么？”
“总统说，音乐没有国界，歌声能传递最朴素的人性。”
导演解释。
“在战争的背景下，一群来自敌国的战俘，在异国的土地上合唱和平与节日的歌曲，这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杰克逊思考片刻，点头：“好，我会唱的。”
制片厂大院
三十七名美军战俘站成三排。
他们穿着干净的便服，看起来就像一群普通的年轻人。
站在前面的是宣传队的音乐指导，一位从上海请来的华人音乐家。
起初战俘们有些拘谨，声音参差不齐。
但几遍之后，旋律渐渐整齐起来。
《欢乐颂》的旋律庄重而恢弘，在秋日的阳光下回荡。
这些来自美国不同州、不同种族的年轻人，用并不熟练但真挚的声音，唱着对欢乐与和平的向往。
接着是《平安夜》。
这首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熟悉。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许多人眼中泛起泪光。
“Silent night……”
一个年轻的白人士兵哽咽了：“去年圣诞节，我还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唱这首歌。”
旁边的黑人士兵拍拍他的肩膀。
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齐。
有人闭上眼睛，有人抬头望天，有人互相搭着肩膀。
当最后一句落下时，院子里寂静无声。
音乐指导深吸一口气：“很好，现在，按导演说的，最后一起鞠躬，说祝愿九黎人民节日快乐。”
战俘们面向摄影机，深深鞠躬。
三十七个声音合在一起：“祝愿九黎人民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停！完美！”
导演激动地挥手。
三台摄影机从不同角度记录下了这一幕。
瑞士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一份包裹被送到新闻办公室。
里面是十六毫米电影胶片拷贝、录音带，以及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文字稿。
附信写道：“九黎共和国根据《日内瓦公约》精神，向国际社会展示战俘人道待遇实况。所有内容未经剪辑，可供独立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