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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师，”林海的声音沉静而充满力量，“我们理解，对于一位成功的艺术家而言，声誉意味着一切。二十多年前，那个赴维也纳深造的名额，对当时的您和苏晚晴而言，或许就是一切。我们了解到一些当年的传闻，关于演出前钢琴被动手脚的传闻。我们也知道，您们曾经交往过。苏晚晴近年来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不断向身边的人提及‘杂音’、‘锈蚀的齿轮’、‘必须清理’。她是否联系过您？是否用她对过去的怀疑，威胁到了您现在的地位和名誉？”
“我没有杀人！”安澜猛地提高声音，额角青筋隐现，但随即意识到失态，强自压下，“这些都是猜测！诽谤！我的律师……”
“我们找到了当年给您和苏晚晴都配过琴房钥匙的后勤处老员工，”林海打断他，抛出了又一记重击，“他虽然记不清具体日期，但他回忆起，在苏晚晴那次重要汇演前大概一两天，确实看见您很晚还在那间有斯坦威的琴房附近徘徊。当时他觉得您是刻苦练琴，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时间点很微妙。”
安澜的脸色彻底白了。汗水从他的鬓角渗出。他不再看林海，而是低头盯着自己交握的、指节发白双手。律师在一旁低声提醒他保持冷静，不必回答假设性问题。
询问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鸣。阳光的条纹在桌面上缓缓移动。
良久，安澜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疲惫、恐惧，以及一种深重的、终于解脱般的颓然。他挥了挥手，示意律师不必再说。
“是我。”他的声音干涩沙哑，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是我……杀了苏晚晴。”
接下来的供述，像一部压抑已久的黑色乐章，终于奏响了最终的和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