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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北伐军打过了长沙。
消息传到襄阳时，王家正在给泽全过十岁生日。泽全的身子骨一直没完全养好，但总算能下地走动了。秀英蒸了一锅杂面馍馍，煮了几个鸡蛋，算是简单庆祝。
“听说北伐军是孙先生留下的队伍，”世连在饭桌上说，“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
“又是打仗。”王文修叹气，“打来打去，死的都是老百姓。”
“这回不一样。”世连声音里带着点希望，“北伐军有纪律，不扰民，还给老百姓发粮食。”
“能发多久？”世贵说，“发完粮食，还不是要征粮要饷？天下乌鸦一般黑。”
泽喜埋头吃饭，没说话。他今年十岁了，已经跟着伯爷砌了四年墙。手上有了薄茧，眼里有了沉稳。外头打仗不打仗，他不关心。他只关心明天有没有活，有没有饭吃。
可这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八月，北伐军打到湖北了。
先是武昌被围，打了四十天。襄阳城里人心惶惶，有钱人家开始往乡下跑。店子上也紧张起来，九队张家把值钱东西埋了，十队肖家把年轻姑娘送去了外县亲戚家。
八队那些穷苦人家，反倒不太慌——反正穷，打不打仗，日子都难。
王家做了最坏的打算。伯爷带着泽喜在后院挖了个大地窖，能藏粮，能藏人。把值钱东西——那把祖传瓦刀，地契，攒下的几十块大洋，用油布包了，埋在地窖最深处。
“泽喜，”伯爷一边挖土一边说，“万一……万一我没了，你记住，手艺不能丢。王家不能断。”
“伯爷，别说这话。”泽喜说。
“得说。”伯爷直起身，喘着气，“我六十五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你才十岁，可手艺已经成了。王家往后，就靠你了。”
泽喜看着伯爷，这个教他手艺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厉害。他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伯爷，您会长命百岁的。”
“长命百岁？”伯爷笑了，笑里带着苦涩，“这乱世，能活一天是一天。我只求你，把手艺传下去。传到第七代，第八代。传到这世道太平。”
“我记住了。”
九月，北伐军攻占武昌的消息传来。
紧接着，襄阳就乱了。城里的守军是吴佩孚的部下，听说武昌丢了，军心涣散。一部分溃兵往北逃，一部分往西跑。逃窜的溃兵像蝗虫，过境就抢，见东西就拿。
店子上也遭了殃。一伙溃兵半夜进村，挨家挨户搜粮食。王家地窖被发现了，粮食被抢光。世贵的杂货铺被砸了，货被抢了。世富的木匠铺，工具被拿走了大半。
最危险的是那晚溃兵闯进王家老宅。王文修和世连拦在门口，说家里没粮食了。一个兵痞举着枪：“没粮食？搜出来老子毙了你！”
眼看就要出事，泽喜突然从屋里冲出来，手里拿着那把祖传瓦刀。
“老总，”他声音不大，但很稳，“粮食真没了。这点钱，您拿着，买壶酒喝。”
他从怀里掏出两块大洋——是上次修茶楼老板赏的，一直贴身藏着。
兵痞接过钱，掂了掂，又看看泽喜手里的瓦刀：“小子，你想干啥？”
“不干啥。”泽喜说，“我是砌墙的，这是吃饭的家伙。老总要拿，就拿去。只求别伤人。”
兵痞看看瓦刀，又看看泽喜。那孩子虽然瘦，可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不像怕，倒像……像一块砖，硬，稳。
“行，看你还懂事。”兵痞挥挥手，“走！”
溃兵走了。王家的人都松了口气。王文修看着泽喜，半天说不出话。
“泽喜，”世连声音发颤，“你……”
“爹，没事了。”泽喜把瓦刀别回腰间，“他们就是求财，给了钱就行。”
“可那钱……”
“钱没了还能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这话从一个十岁孩子嘴里说出来，屋里的人都沉默了。
十月，北伐军占领襄阳。
这回真不一样了。北伐军进城后，贴安民告示，开仓放粮，组织“农民协会”。店子上也成立了农会，会长是八队陈小狗——他现在改名叫陈志刚了，说话一套一套的，说要“打土豪，分田地”。
王家又成了尴尬的存在。论成分，不算地主，可也不像八队那些赤贫户。农会的人来找泽喜，要他加入“工匠协会”。
“小王师傅，”陈志刚说，“你是手艺人，是无产阶级。咱们是一家人。加入工匠协会，一起革命。”
“革命是啥？”泽喜问。
“革命就是让穷人翻身，让富人下台。”
“那砌墙呢？”
“砌墙也是革命。给穷人砌房子，工钱减半，甚至免费。这是为革命做贡献。”
泽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砌墙，是为了让人有地方住。不管穷人富人，房子倒了，都得修。工钱该多少是多少，少了，我一家老小没法活。”
“小王师傅，你这思想……”
“我就这思想。”泽喜打断他，“陈会长，您要让我入会，我入。可工钱，我不能少。少了我一家老小饿肚子，您管饭么？”
陈志刚被问住了，最后摆摆手：“行行行，你入会就行。工钱……你看着办。”
民国十六年（1927年），泽喜十一岁。
这年春天，外头出大事了。
说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杀共产 党。武汉的国民政府也在“分共”，国共合作破裂了。襄阳城里乱成一锅粥，昨天还在喊“革命万岁”的人，今天就被抓了，杀了。
店子上的农会一夜之间解散了。陈志刚跑了，不知去向。九队张家、十队肖家松了口气，可也不敢太张扬——谁知道明天会怎样？
王家又躲过一劫。泽喜虽然入了工匠协会，可没干过出格的事，就是砌墙，收工钱。农会垮了，也没人找他麻烦。
可这年的日子，特别难。
税加了又加。什么“剿匪捐”“治安捐”“特别捐”，名目多得像夏天的苍蝇。世贵的杂货铺重新开张，可生意清淡，税却一分不能少。世富的木匠铺，也接不到什么活——兵荒马乱的，谁还打家具？
最苦的是砌墙的活。有钱人家不敢盖房子，怕被“共产”。穷人家盖不起。泽喜有时一个月都接不到一单活。
最难的时候，秀英把最后一件陪嫁的银簪子拿出来，让世贵去当了。当了五块大洋，买了些糙米，撑了半个月。
“娘，”泽喜说，“明天我去县城看看，有没有活。”
“县城也乱，别去了。”
“不去，就没饭吃。”
第二天，泽喜真去了县城。县城也萧条，铺子关了一半，街上人少。他转了一圈，看见有处货栈的墙裂了，进去问。
“掌柜的，要修墙么？”
掌柜的打量他：“你？会砌墙？”
“会。三代砌匠。”
“工钱怎么算？”
“一天一块大洋，管顿饭。”
“太贵。现在这光景，一天五毛，不管饭。”
泽喜想了想：“行，五毛就五毛。但灰、砖，您出。”
“行。”
于是又开始砌墙。在萧条中，在饥饿中，一砖一瓦地砌。墙砌起来了，肚子填饱了，日子，又熬过了一天。
民国十七年（1928年），泽喜十二岁。
这年，他经历了人生第一场“大场面”。
县城保安团要修碉堡，防“赤 匪”。工程很大，要砌三座碉堡，每座三层，带枪眼，带瞭望台。保安团贴出告示，招匠人。
泽喜去报了名。招工的头儿看他年纪小，不想要。泽喜说：“让我试试。砌不好，不要工钱。”
“行，那就试试。”
试工是在保安团的操场上。给一堆砖，一堆灰，让砌一堵墙，墙要结实，要能挡子弹。
泽喜开始砌。他不砌普通的墙，砌“蝎子倒扒墙”。一层左斜，一层右斜，砖缝匀，灰浆满。砌完了，墙立在那儿，像一堵沉默的山。
头儿让人用枪打。一枪，两枪，三枪。子弹打在墙上，嵌进去，可墙没倒，没裂。
“好！”头儿拍手，“小子，有两下子。这活，给你了！”
三座碉堡，泽喜带着十几个匠人，砌了三个月。完工那天，保安团长亲自来验收。他围着碉堡转了三圈，又让人用机枪扫了一梭子。墙身上留下几十个弹孔，可墙纹丝不动。
“好墙！”团长拍着泽喜的肩，“小子，你叫啥？”
“王泽喜。”
“多大了？”
“十二。”
“十二？”团长愣了，然后大笑，“十二岁能砌这样的墙？人才！留下来，跟我干，当个工兵排长，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怎么样？”
二十块大洋。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十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