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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重光工程’追索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文物’了。”沈教授缓缓接口，脸上是罕见的凝重，“有些东西的回归，带来的可能不仅是记忆的完整，还有……我们尚未准备好的、对自身文明源头乃至人类历史的重新认知。”
陈思源深吸一口气。第六卷的征程，就在这样宏大与隐秘、荣耀与未知交织的复杂图景中，拉开了序幕。前方，是让国之重器跨越山海归家的漫漫征途；脚下，却也可能隐藏着通向文明源初迷雾的、幽深而诱人的险径。
【历史闪回线】
北宋宣和年间（约公元1120年），东京汴梁，皇宫禁苑深处的“稽古阁”。
春日煦暖的阳光透过高窗，洒在巨大的紫檀木长案上。案上摊开着数以百计的卷轴、册页、拓片，空气中弥漫着陈年墨香、纸香与淡淡的防蛀药草气味。十余位头戴镂头、身着官服的文臣画师，正屏息凝神，在翰林图画院待诏、著名画家米芾的统领下，进行着一项浩大的工程——编纂《宣和画谱》与《宣和书谱》。
宋徽宗赵佶本人，今日也难得地亲临稽古阁。他穿着常服，站在案旁，手指轻轻拂过一幅刚刚展开的唐代韩幹《牧马图》，眼神专注而沉醉。画中骏马神骏非凡，笔力遒劲，设色古雅。“此韩幹真迹，神品也。墨气沉厚，骨法贯通，深得曹霸遗意。”他低声赞叹，随即对身旁记录的官员道，“记下：韩幹，唐长安人，善写貌人物，尤工鞍马。初师曹霸，后自独擅。评曰：骨肉停匀，气韵生动，尽得腾骧之势。”
米芾在一旁躬身道：“陛下法眼如炬。此谱之纂，非仅为罗列藏品，更在品第高下，追溯源流，使后世知我朝文治之盛，艺苑之精，亦为千秋万代存此艺术圭臬。”
宋徽宗颔首。他不仅是皇帝，更是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书法独创“瘦金体”，绘画精于花鸟，鉴赏力超群。他主持的这次宫廷收藏整理，规模空前，旨在将皇室历经数代搜集的绘画、书法、古器物进行系统著录、品评和编纂。《宣和画谱》收录画家二百三十一人，作品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宣和书谱》收录历代书法家一百九十七人，法帖一千三百四十四件。此外，还有《宣和博古图》收录古器物，规模亦巨。
这是一次国家级的文明遗产大盘点与体系化建构。每一件入选的作品，都经过严格鉴定、分级（神、妙、能、逸等），并附有作者小传、艺术风格评述。其目的，固然有帝王个人雅好与彰显文治的成分，但客观上，却为后世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艺术史资料和鉴定标准，是华夏文明自觉整理、传承自身艺术记忆的里程碑。
阁内，官员们各司其职。有人小心翼翼地将古画重新卷起，系上标签；有人伏案疾书，记录徽宗的品评；有人对照旧目录进行校勘；还有人将新近购得或进献的佳作，先行临摹存底，以防不测。秩序井然，却又充满一种对艺术虔诚的静穆气氛。
宋徽宗走到另一侧，那里陈列着一些青铜器和玉器。他拿起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爵，仔细端详其上的饕餮纹和铭文，对随行的学者说：“三代之物，朴拙雄浑，纹饰虽简，而神气完足。制器尚象，以通神明，此先王之道也。当详考其制、其铭、其用，录于《博古图》中，使后人知礼器之源、制度之变。”
他深知，这些器物不仅仅是“古玩”，更是礼乐制度的载体，是文明演进的物证。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复古”以“开新”，为当时的文化建设和政治理想寻找历史依据与审美典范。
这次整理，是华夏文明在鼎盛时期，对自身艺术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空前规模的“自觉归档”。它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鉴赏、著录和评价体系，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的艺术史观和收藏传统。虽然不久之后，靖康之难爆发，汴梁沦陷，这批浩如烟海的宫廷珍藏大半被金兵掳掠北去，散佚毁损无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次浩劫。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这些编纂成果本身，却因其系统的著录和精审的品评，得以流传后世，成为研究北宋及以前中国艺术与文物的权威典籍，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物散佚的遗憾。
稽古阁内的阳光渐渐西斜。宋徽宗最后看了一眼满室珍宝与忙碌的臣工，心中或许充满了文化盛世的自得，却也隐隐有一丝对“永保无虞”的渺茫期盼。他不会知道，他倾心整理的这份文明清单，在不久后的战火中将面临何等残酷的离散命运。但那一刻，在这座汇聚了天下精华的殿阁里，一个文明对其自身创造的美与智慧，进行系统凝视、整理与传承的努力，本身就如同一道璀璨的光华，照亮了历史的某个断面。
近千年后，当“重光工程”启动，目标直指那些流散四海的文明瑰宝时，其精神内核，或许正与稽古阁中那份系统整理、珍视传承的文明自觉，遥相呼应。只是，时代已然剧变，追索的主动权和力量对比，也已今非昔比。这一次，文明的“清单”不再仅仅是著录与缅怀，更将是索回与重建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