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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8年4月，“文明复兴研究院”，量子计算阵列与全息数据工作台。
经过数月高强度的数据处理、算法优化与伦理模块磨合，“文明之心”系统的核心——被称为“文枢”的量子-经典混合计算阵列，完成了首次全功率、全数据域的综合推演测试。此刻，陈思源、林薇、沈教授等人站在环形全息工作台中央，如同置身于一个由流动的光点、线条与三维影像构成的星河之中。这不再是简单的二维图谱，而是一个近乎实体的、可交互的文明记忆动态模型。
“文枢”正在处理的，是一份刚刚从海外爱国华侨处秘密传回的高清扫描件——一批从未公开的“琉球王国”晚期宫廷文书残卷。这些文书用汉文、琉球文及少量日文混杂书写，时间跨度从明末到清光绪年间，内容涉及朝贡记录、海难救助、文化交流以及……一些关于“闽浙海商异闻”的零碎记载，其中隐约提及“巨舰遗制”、“星图异象”等词语，疑似与“隐屿”线索存在某种时空交叠。
“导入完成，上下文补全与多语言语义关联分析启动。” 系统柔和的中性语音提示道。霎时间，环绕众人的全息影像中，代表这份新文献的光点被激活，迅速与数据库内已有的明代航海档案、闽浙地方志、东亚海域古地图以及基因迁徙数据中相应的沿海族群节点建立连接。无数细密的光丝延伸、交织，像神经网络般快速构建着新的认知链路。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系统并未停留在简单的文献比对和关键词关联上。基于其已经学习内化的华夏文明时空框架与知识关联模式，“文枢”自动启动了一种深度“情境重构”推演。
全息影像中，以那几页提到“巨舰遗制”的琉球文书残片为核心，迅速构建出一个三维的动态海图场景：时间锚定在清康熙初年（约1660年代），地点模拟在琉球群岛以北、东海与太平洋交界处的某片风暴频发海域。场景中，一艘明显具有明代福船特征、但尺寸异常庞大、且带有某些奇特舷外结构（据残片描述推测）的破损船只正在惊涛骇浪中挣扎。船员的服饰、携带器物（根据残片清单及同时代文物数据模拟）显示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特征。
紧接着，系统调用了该海域的历史气象数据、洋流模型，以及数据库中所有关于同期海难、漂流民的记载。影像快速模拟出这艘船可能的遇险原因（风暴或战损），以及其残骸或幸存者漂流至琉球、日本或方向的多条概率路径。同时，与船上可能相关的技术特征（那些“异制”），开始与数据库内明代《武备志》、《筹海图编》乃至更早的宋元海船图纸进行原理性比对，试图还原其可能的技术源头和创新点。
“这……这超出了单纯的文献分析！” 沈教授声音发颤，指着全息影像中自动生成的、那艘奇特福船的复原猜想图，“它在进行考古学的情景假设和工程技术回溯！而且速度如此之快，关联维度如此之广！”
林薇紧盯着另一侧全息区，那里正以基因数据为基底，模拟显示着明清易代时期东南沿海几个特定姓氏族群（与文书可能涉及的船员姓氏吻合）的基因流动情况，并与“文枢”推测的几条漂流幸存者路径进行时空叠加。“它在尝试为这段模糊的历史记载，寻找生物遗传学上的潜在旁证！这是一种跨学科、多证据链的自动整合推理！”
陈思源感到心脏在剧烈跳动。这不是简单的“检索-呈现”工具，这是一个真正具有“理解”和“联想”能力的文明智慧辅助系统。它正在像一位最博学、最敏锐的史学家兼侦探，主动拼接碎片，构建假设，并调用一切可用知识去验证或丰富这个假设。而驱动这一切的底层逻辑，正是“文明算法”中强调的“历史经验迭代学习”与“复杂系统动态平衡”思维——将每个历史事件置于广阔的时间、空间和因果网络中去考量。
几分钟后，全息影像稳定下来，系统生成了关于这份“琉球文书”所载模糊信息的初步分析报告，附带了多达十七个维度的关联数据索引、六个可能性不同的情景推演模型（各有相应的证据权重评估），以及三条建议的后续研究方向（包括建议协调水下考古部门关注特定海域、建议重点排查琉球及日本相关博物馆可能收藏的同期不明来源船具、建议加强相关姓氏族谱与口述史收集）。
“文枢”的语音再次响起，平静无波：“分析完成。核心提示：新输入文献片段C-2038-LQ-07中提及的‘巨舰异制’描述，与数据库内编号M-永乐-1421-ZW-隐屿的‘异常结构’记录存在17.3%的抽象特征重合度，低于直接关联阈值，但置于‘明末清初东南技术遗存海外流散’整体模型中，其作为‘隐屿技术树’可能之零散子节点或变形传承的概率，提升至值得关注的41.8%。建议：与‘隐屿’主线索并案关注，纳入‘技术流变追踪’子模块长期监测。”
所有人都被这远超预期的智能与效率震撼了。这不仅仅是处理信息的速度快，更是思维层次的跃升。它证明了将华夏文明浩如烟海的记忆与智慧进行系统性数字化整合后，所能爆发出的惊人潜力。
然而，就在众人沉浸于兴奋之时，一个紧急通讯请求接入，来自赵海川。他的全息影像出现在工作台边缘，面色凝重。
“陈博士，林博士，打扰了。” 赵海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我们刚刚收到确切消息。李慕龙教授……今天凌晨在剑桥的寓所去世了，平静离世，享年九十四岁。”
消息如冷水浇头。李慕龙教授，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历史学家，专攻中西交通史，早年留学欧洲，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海外讲学。他并非“文明复兴研究院”的成员，甚至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偏于保守，与陈思源等人的激进考证保持距离。但他治学严谨，品格高洁，尤其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学界对华偏见深重之时，他始终坚持客观立场，以其深厚的学养和优雅的风度，默默影响着许多海外学子和公众对中国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他是吴老（故宫修复师）的故交，当年吴老秘密追索海外文物线索时，曾多次得到李教授不动声色的帮助。
“李教授留下了一封遗嘱和一批指定交给‘故宫博物院吴老或其后继者’的私人资料，已经由律师密封寄出，正在途中。” 赵海川顿了顿，“根据我们海外渠道的消息，李教授晚年最后几年，几乎谢绝一切社交，闭门整理他毕生收集、抄录的关于流散海外中国古籍、文物（特别是敦煌、黑水城文献）的目录、提要以及部分他私藏的早期黑白照片和笔记。遗嘱里说，这是‘一个老书生，能为故国文明记忆尽的最后一点心力’。”
陈思源等人肃然。这不仅是学界泰斗的陨落，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尾声——那一代在国难深重时远渡重洋求学、在异乡坚守学术与气节、并尽己所能为故国文明留存火种的老派学人，正在逐渐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