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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4年初，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一间古老的阶梯教室。
能容纳三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连走道和后排空地都挤满了人。听众成分复杂：有本校师生，有来自欧洲各国的研究者，有媒体记者，也有不少明显是来自华裔或亚裔背景的年轻面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学术好奇、文化对峙与历史焦灼的独特张力。
今天，这里将举行一场特殊的讲座。主讲人并非索邦的教授，而是应“法兰西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一个非主流系科之邀前来的陈思源。讲座的题目颇具挑战性：《汉学的诞生与重构：知识、权力与文明镜像》。
邀请方内部对此争论激烈，支持者认为这是“真正的跨文明对话”，反对者则视之为“特洛伊木马”。最终，在院长和部分开明学者的坚持下，讲座得以举行，但附加了严格条件：内容需提前报备，现场设有学术委员会成员列席，并且安排了超长的问答辩论环节。
陈思源站在讲台上，神色平静。他身后的大屏幕显示着简洁的标题和中法双语提要。他没有穿正装，只是一件深色衬衫，与台下许多学者考究的衣着形成微妙对比。
“女士们，先生们，”陈思源的开场白平实而直接，“‘汉学’（Sinologie），作为西方知识体系内一个专门研究华夏的学科，其确立通常被追溯至19世纪。我们今天不讨论其具体学术成果——其中不乏严谨扎实的贡献——而是试图回到它的起点，审视塑造其最初范式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殖民扩张的时代精神、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工具，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他点击控制器，屏幕出现一幅19世纪中叶的欧洲漫画，描绘着一个身穿清朝官服、拖着长辫、神情呆滞愚昧的中国人形象，旁边标注着“东亚病夫”之类的字样。
“汉学诞生的年代，正是欧洲凭借工业革命和殖民武力，在全球建立起政治、经济和文化支配地位的时代。”陈思源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清晰可闻，“华夏，作为曾经被启蒙思想家理想化的‘镜鉴’，此时已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沦为‘病夫’。这种权力关系的根本性逆转，深刻影响了汉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华夏不再是一个可能蕴含普世智慧的文明对话者，而是一个需要被‘科学’解剖、被‘历史规律’宣判为‘停滞’或‘衰落’的‘研究对象’。”
他展示了早期汉学家如理雅各（James Legge）、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的著作选段，同时对比了他们所依据的、往往经过筛选甚至曲解的原始材料（如清廷提供的官方版本、或传教士带有特定倾向的译介）。
“知识生产从未脱离权力语境。”陈思源指出，“早期汉学在翻译典籍、梳理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史观和种族等级观念。例如，将华夏文明的连续性解释为‘缺乏革命性突破的僵化’；将明清易代简化为‘野蛮征服文明’的单一叙事，却有意无意忽略其内部复杂性和对文明成果的系统性破坏；在哲学阐释上，倾向于用欧洲哲学范畴（如‘理性’、‘形而上学’）切割和套用中国思想，往往削足适履，忽视其独特的宇宙观和伦理实践一体性。”
台下开始出现低声议论，有赞同的点头，也有不满的皱眉。
陈思源切换画面，展示出数据库中的一组对比案例：19世纪欧洲汉学著作中对华夏“专制”的描述，与同时期欧洲思想家对本国君主专制批判的文本，在逻辑和词汇上的高度相似性。“他们用批判自身传统的概念工具来定义华夏，于是华夏成了永恒的‘他者’，一个用来反衬欧洲‘自由’、‘进步’的静态背景板。汉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巩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制造机’。”
这时，一位坐在前排、白发苍苍的索邦资深汉学家举手要求提问。主持人示意可以。
“陈博士，”老教授语气严肃，带着法兰西学术传统的矜持与质疑，“您的分析充满后殖民理论的色彩，也揭示了一些历史偏见。这值得我们反思。但您是否过于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扭曲，而低估了汉学作为一种严肃语文学（Philologie）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客观知识积累？毕竟，正是通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华夏文明的典籍才得以被欧洲认知。您是否在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跨文化理解本身的可能性？”
问题尖锐，直指核心。全场目光聚焦于陈思源。
陈思源微微颔首，表示尊重。“教授，您的问题非常关键。我绝非否定汉学家的辛勤工作和其中许多杰出的学术成就。事实上，我们‘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许多工作，正是建立在包括西方汉学家在内的前辈学者的成果基础上，尤其是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
他话锋一转：“然而，承认具体学者的贡献，不等于要全盘接受由特定时代语境所塑造的学科整体叙事框架和解码体系。我说的‘重构’，恰恰是为了更‘客观’的理解。当我们意识到滤镜的存在，才能更努力地去擦拭它，看清被过滤掉的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