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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26年初冬，北京郊外，某处改造后的旧厂房。
这里表面上是一家从事古籍数字化的小型文化公司，内部却别有洞天。会议室窗户经过特殊处理，从外面看只是一片磨砂玻璃，内部则能清晰看到院墙外的动静。入口需要两道门禁，空气循环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掩盖了谈话声。
“求真论坛”的第一次线下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与会者只有七个人：陈思源、林薇、故宫的吴老、从南京赶来的明史专家沈教授、一位沉默寡言的材料学工程师郑工、一位在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管的雷总，以及作为“安全保障顾问”列席的赵海川。
会议室中央的长桌上，摊开着几份复印文件和一台高分辨率的便携显示器。
沈教授今年六十五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他是研究中西科技交流史的权威，近十年却因质疑“西学东渐”的单向叙事而逐渐被主流学界边缘化。此刻，他正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显示器，调出一组图像。
“各位，在展示这些之前，我必须说明来源。”沈教授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这些图像，来自我在欧洲一大学任教的一位学生——他冒着极大风险，在梵蒂冈宗座档案馆的‘未编目临时仓库’里，用微型相机拍摄的。那里堆满了十九、二十世纪传教士和外交官寄回的各种‘杂项物品’，管理混乱，才有机会接触到。”
显示器亮起。第一张照片是一幅泛黄的图纸，明显是手工绘制。画面主体是一门结构复杂的火炮剖面图，标注线密密麻麻，但文字……
“拉丁文注释。”郑工凑近屏幕，扶了扶眼镜，“但这炮身的结构——看这个子铳嵌套方式、这个药室的弧形过渡，典型的明代佛朗机后期改良型。欧洲同期火炮不是这种设计逻辑。”
“继续看。”沈教授切换图片。
第二张图纸是一艘帆船的龙骨和肋骨结构图。线条精准，比例协调。图旁有大段拉丁文说明，但图纸角落，有一行几乎被磨损殆尽的小字竖排注释，只能勉强认出“福船……隔舱……水密……”等几个汉字。
“福船！”吴老激动地站起来，指着屏幕，“这是福建沿海的船型！这肋骨间距、这隔舱板的厚度比例，和我在泉州看到的明代海船遗骸复原图几乎一致！但为什么会有拉丁文标注？”
沈教授没有回答，切换到第三张，也是最后一张关键图像。
这是一页手稿。左侧是拉丁文书写的大段文字，右侧却粘贴着一小块明显来自中国古籍的残页。残页上是工笔绘制的“火箭溜”（一种明代多管火箭发射架）图样，并有汉字标注：“一次可发矢十二，百步贯革。”
“关键是这里。”沈教授放大残页边缘。
在残页与拉丁文手稿的粘贴处，有一行极小的拉丁文批注，经过沈教授学生的艰难辨认和翻译，大意是：
“此页来自中国官员徐某（注：可能指徐光启）编纂的火器手册，原件已被毁。兹将图样留存，其设计精巧，可资参考。需注意其火药配比与我等所用不同，硫磺比例较低，似更安全。”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只有空气循环系统的嗡鸣声。
“原件已被毁……”陈思源喃喃重复这句话，感到一股寒意爬上脊背。
“还不止。”沈教授操作设备，调出另一份文件，“这是我学生同步传回的一份清单照片，拍摄自同一批档案中一个不起眼的账册。上面记录了1840年至1860年间，某英国‘汉学家’通过中国代理人，在江南、安徽等地收购‘废旧书籍、图纸、匠人手记’的明细。你们看这一条——”
他指向屏幕上一行模糊的英文手写体，下方有沈教授手写的翻译：
“1858年11月，于宁波购得前明兵仗局匠户后人私藏‘火器营造法式’图册一套，计四十七页，付银圆十五枚。其中‘迅雷铳’连发机括图样甚佳，已单独誊录寄回皇家学会。”
“十五枚银圆……”林薇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四十七页凝聚了几代匠人心血的技术图纸，就值十五个银圆？”
“在当时，这可能是那户匠人全家一年的口粮。”吴老的声音苍凉，“清晚期，民生凋敝，多少这样的家传技艺，被当作废纸换米下锅。而买主转手送到欧洲，就成了他们‘研究东方技术’的珍贵资料，甚至可能被改头换面，变成他们的‘发明’。”
郑工指着最早那张火炮的图纸：“沈教授，这些拉丁文注释的技术术语，和同期欧洲自己的火炮设计文献相比，是直接音译？还是重新创造的词汇？”
“问得好。”沈教授调出对比图，“我做了初步比对。图中关键部件名称，比如这个‘子铳’（sub-cannon），这个‘药室’（powder chamber），在拉丁文注释中使用的词汇，与同期欧洲火炮术语体系并不完全一致，更像是……描述性翻译，甚至带有误解。比如他们将‘子铳’理解为‘较小的炮’，但完全没抓住其快速更换、实现连续发射的核心设计理念。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拿到了图，但未必完全理解其背后的技术原理和设计哲学。”雷总接口道，他一直在快速记录，“就像得到了一个高级算法的代码片段，却看不懂注释，只能机械模仿。”
“更可能的是，”赵海川沉声道，“他们不需要完全理解。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个东西能造出来，并且威力比他们的强。然后，或者模仿，或者从中获取灵感，改良他们自己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源头被有意无意地模糊、改名、乃至据为己有。”
陈思源想起“启明”视频里的一句话：“知识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但话语权的强弱，决定了流动的方向被如何叙述。”
沈教授关掉显示器，环视众人：“同志们，这些图像和资料，只是冰山一角。但它们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自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近代，华夏大量的科技典籍、工艺图纸、匠人手记，通过战争掠夺、不平等贸易、乃至欺骗性收购，被系统性转移到了西方。这些知识，成为了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崛起的部分养料。而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传承却中断了。”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我在欧洲访学多年，亲眼见过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里，那些被精心保存、却很少对外展示的中文科技文献。它们被分类在‘东方珍本’、‘传教士文献’、甚至‘神秘学手稿’的条目下，研究者寥寥。很多西方学者，宁愿去研究那些真假难辨的‘古希腊’手稿，也不愿正视这些近在眼前、来自一个真正持续数千年的文明的技术记录。为什么？因为承认这些，会动摇他们构建的‘西方自古领先、启蒙世界’的叙事根基。”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
窗外，冬日的阳光斜斜照进，在会议桌上投下窗格的影子。
那些来自百年前的图纸影像，仿佛在光中浮动，诉说着被割裂、被篡改、被遗忘的故事。
“沈教授，”陈思源打破沉默，“您认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两条腿走路。”沈教授伸出两根手指，“第一，继续深入挖掘国内可能留存的一切线索。吴老提到故宫地库可能有未整理档案，这是一条线。民间可能还有散落的残页、族谱中的技术记载、地方志里的只言片语。我们要像考古一样，耐心拼接。”
“第二，”他看向赵海川，“通过一切可能的官方和民间渠道，向海外征集、交换、乃至要求归还这些文献的高清数字化副本。我们可以提出学术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如果对方以‘保护知识产权’或‘文物保管权’为由拒绝，我们就用我们掌握的碎片证据，一点一点拼凑出它们流失的路径和非法性，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场制造压力。这需要时间，需要策略，更需要国家力量做后盾。”
赵海川点点头：“相关部门已经在研究方案。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学术上的准备，证据链的完善，公众认知的铺垫，这些‘软实力’的工作，要靠你们。”
林薇忽然开口：“沈教授，您刚才提到徐光启。他是明末积极学习西方科技的代表，也和传教士合作密切。您认为，他当时是否察觉到了这种知识……单向流失的风险？”
沈教授长叹一声，缓缓坐下。
“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一段历史闪回中，寻找答案。”
他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时间。
【历史闪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