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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线】
2026年夏，北京。
陈思源坐在出租屋里，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窗外是夏夜的闷热，但他感觉不到。他的视线停留在邮箱界面，收件箱里未读邮件的数字还在缓慢增长。
距离那篇题为《从残页到断层：明末清初火器技术流传中断的初步考证》的论文在《历史研究》网络版发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三个月前，那是深夜的邮件通知——期刊编辑部在反复修改和“补充更多证据”的要求后，终于通过了终审。论文发表时正值周末凌晨，吴老打来电话，声音有些激动：“发了。虽然加了编者按说‘观点有待商榷’，但毕竟发了。”
陈思源当时盯着屏幕上论文的PDF版本，手指冰凉。林薇在视频通话里沉默了很久，才说：“这只是开始。”
确实是开始。
论文发表后的第一个星期，评论区就炸了。支持者从史料细节、逻辑链条、技术流变角度逐一分析，认为“终于有人说出了真相”；反对者则攻击这是“民科史观复活”、“煽动民族情绪”。争议最大的是文中关于清初匠户制度瓦解与明代火器技术传承中断的关联分析——陈思源引用了满文档案中关于“前明火器图册，俱命销毁”的记载，以及地方志中关于“匠户逃亡十之八九”的数据。
“一派胡言！”某位知名清史专家在微博上转发时评论，“清代火器虽有不足，但技术是在发展的。这种刻意将明清对立的叙事，非学术，是意识形态。”
但更多年轻学者、研究生、历史爱好者的声音开始出现。有人翻出了康熙朝《皇朝礼器图式》与明代《武备志》的对比图，指出前者在火器部分几乎照搬后者却未标注来源；有人列出了清代历朝军器局产量与质量的统计数据曲线，那是一条从清初短暂高峰后便持续下滑的线；还有人找到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关于“清代技术保守主义”的论述片段。
“不是我们刻意对立，是数据本身就呈现对立。”一个ID叫“考据党小白”的用户整理了长达五十页的对比图表，在论坛上被疯狂转载。
第二周，争议蔓延到更广阔的领域。“启明”在论文发表后的第三天，发布了一条新视频，没有直接评论论文，而是以《技术断层与文明记忆》为题，系统梳理了从《天工开物》在国内失传、到《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再到敦煌经卷流失海外的“文明记忆流失链”。视频结尾，她平静地说：“忘记技术是如何丢失的，就不知道技术该如何找回。而技术，从来不只是工具，它是一个文明思考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
这条视频在B站播放量突破八百万，弹幕和评论区成了大型历史讨论现场。
第三周，陈思源开始收到邮件。起初是零星几个，来自地方博物馆的研究员、大学里教科技史的年轻讲师、甚至还有退休的军工工程师。邮件内容大多是：“您的论文给我很大启发，我手头有一些材料可能相关……”，“我们单位资料室有一套民国时期影印的明代兵书，里面有些内容值得注意……”，“我是搞机械的，看了您引用的明代铳管膛线图纸，那个设计思路很有意思……”
林薇那边情况类似。她的基因研究论文虽然专业性更强，但在科普博主转载解读后，关于“汉族父系基因主体连续性”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她收到了国内多个基因检测公司的合作邀约，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发来的研究数据共享请求。
“他们想要的是数据，”林薇在电话里对陈思源说，“但更想要的是，我们这条研究路径背后的……叙事可能。”
到了第四周，事情开始变得复杂。
先是陈思源的导师又找他谈了一次话。这次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学校附近的茶馆。导师点了两杯龙井，沉默地喝了一会儿，才开口：“思源，你现在……很受关注啊。”
“都是论文引发的讨论，老师。”陈思源谨慎地回答。
“讨论是好事。”导师放下茶杯，“但你要知道，学术讨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不再纯粹是学术了。有人支持你，就有人反对你。而反对你的人，可能不只是学术观点不同。”
陈思源听懂了弦外之音。
“最近有几个人，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我，”导师压低声音，“问你的‘政治倾向’，问你是不是和某些‘网络大V’有联系，问你的研究是不是有‘境外资金支持’。”
陈思源心里一紧：“老师，我……”
“我没说什么。”导师摆摆手，“我只是告诉他们，你是个认真的学生，做研究有自己的想法。但思源，你要做好准备。树大招风。”
树确实大了。第五周，陈思源收到第一封匿名恐吓信。信是打印的，措辞粗鄙：“再胡说八道，小心你全家。”信封里还有一张他被偷拍的照片，是在学校食堂吃饭时。
他把信交给赵海川。赵海川看了之后，表情很平静：“意料之中。你动了有些人的奶酪。”
“什么人？”
“有些人靠那套既定历史叙事吃饭，有些人靠贩卖‘文明劣根性’焦虑赚钱，还有些人……靠的是更隐蔽的东西。”赵海川没有细说，“这封信的技术含量很低，应该是外围小喽啰干的。但这是个信号——有人坐不住了。”
赵海川建议陈思源和林薇暂时不要单独行动，并给了他们一个紧急联系号码。“我会安排人注意你们的安全，但你们自己也要提高警惕。尤其是……”他顿了顿，“你们接下来要见的人。”
“接下来要见的人？”陈思源一愣。
“吴老没跟你说？”赵海川笑了，“看来是想给你个惊喜。明天下午，吴老家，有几个‘新朋友’。”
【历史闪回线】
明万历二十三年，春。江南，东林书院。
讲堂里坐满了人。有须发皆白的老者，有正当壮年的士人，也有面容青涩的年轻学子。他们衣着各异，有的锦袍玉带，有的布衣草履，但此刻都屏息凝神，望着讲台。
讲台上，顾宪成放下手中的书卷，环视众人。他年近五十，面容清癯，目光却炯炯有神。
“今日我们讲《孟子·离娄下》。”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讲堂里清晰可闻，“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他停顿片刻，让弟子们消化这句话，然后话锋一转：“然则，何谓仁？何谓礼？若空谈仁礼，而不知时势，不察民瘼，不辨忠奸，则所谓仁礼，不过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罢了。”
底下有人点头，有人沉思。
“今之朝堂，”顾宪成的语气变得沉重，“阁臣争权，宦官干政，边事糜烂，民生日蹙。而诸多士大夫，或明哲保身，缄口不言；或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或空谈心性，不问实务。此岂是‘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讲堂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