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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红补充道：“还有居住。他们现在住的老房子，我们可以出钱进行适老化改造，确保安全舒适。如果他们想去养老院，我们可以支付高端养老院的费用。但如果他们提出要来南方和我们同住，或者要求我们在南方给他们买房，必须明确拒绝。我们的个人生活和空间，需要绝对的保护。探望，可以，但必须是短期，住酒店或我们提供的临时住所，时间、频率由我们主导。”
韩丽梅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沟通方式也需要规范。过去他们随时可能打电话来，不分时间，不分场合，话题常绕到要钱或抱怨上。以后，指定李律师或者我们的一位生活助理作为主要联系人。日常问候、事务沟通，通过他们。除非紧急情况（需明确定义何为‘紧急’），否则不直接打我们私人电话。我们可以定期（比如每季度或每半年）通过视频或电话与他们沟通一次，了解近况，但时间和时长需事先约定，话题需有边界。”
她停下笔，看向张艳红：“情感上，我们无法强求，也无需假装。保持基本的礼貌和尊重，在生日、重要节日送上礼物和问候，尽到法律和道德要求的基本人道责任。但亲密、依赖、无话不谈……那不再可能，也不在我们的义务范围内。我们必须从心底里接受这一点，并且让他们也清楚这一点。我们的情感能量，应该留给彼此，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比如‘丰隆’，比如‘建国基金’，比如我们自己的生活。”
张艳红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仿佛要将胸中最后一丝郁结和不确定都排出体外。“我明白。清晰，就是最大的善意。模糊地带，才是滋生期待、误解和痛苦的温床。我们把规则定清楚，他们知道底线在哪里，能期待什么，不能期待什么。我们也能从无休止的情感消耗和道德绑架中解脱出来，用更平静的心态去履行该尽的责任。”
“规则需要书面化。” 韩丽梅合上笔记本，做出了决定，“请李律师起草一份详细的《赡养安排及家庭联系指引》，把我们讨论的这些要点都囊括进去，用清晰、无歧义的法律语言表述。然后，我们三人（李律师作为见证和后续执行方）一起，正式和他们开一个沟通会，当面把这份文件解释清楚，获得他们的理解和确认（至少是知晓）。这不是合同，不具备严格法律约束力，但它是我们之间行为准则的明确宣告，也是未来发生任何分歧时的参考依据。”
“他们会接受吗？” 张艳红问，但语气里并没有太多担忧，更多是理性的考量，“尤其是爸，他那么要面子。”
“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 韩丽梅的声音冷静而坚定，“但告不告知，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已成年，是独立的个体和经济实体。我们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活不受无谓的侵扰，有权利用我们觉得恰当的方式履行义务。他们的‘面子’，他们的‘感受’，不能再凌驾于我们的基本界限和心理健康之上。如果他们因此不满、吵闹，那恰恰证明了建立规则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保持沟通的渠道，但绝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让。”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这座她们奋斗扎根的城市，声音里带着一种历经风雨后的通透与力量：“艳红，处理原生家庭的问题，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着复杂创伤的，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情感纠缠，而是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规则。这就像管理一家公司，你不能因为某些股东（哪怕是名义上的大股东）的胡搅蛮缠，就放弃既定的战略和规章制度。情感上，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和解’，但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规则，实现‘和平共存’——在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履行我们该尽的义务，也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不被拖垮。这，或许就是对于我们和他们都最好的安排。”
张艳红也站了起来，走到姐姐身边。夕阳的余晖将两人的身影拉长，投射在光洁的地板上。
“我同意，姐。” 她轻声说，语气前所未有地坚定，“就这样办吧。把该说的说清楚，把该定的规则定下来。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尽了责任，问心无愧。其他的，不强求，不期待，不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情感，有更值得投放的地方。”
姐妹俩相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如释重负的清明与坚定。是的，过去无法改变，伤痕无法抹去。但她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未来。用清晰的规则，代替模糊的纠缠；用稳定的付出，代替波动的情绪；用有距离的尊重，代替无望的亲密渴望。这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温馨美满的家庭图景，但却是她们在现实与伤痕之间，所能为自己、也为那段无法选择的关系，找到的最理性、也最负责任的出路。
一份详细的、条分缕析的《赡养安排及家庭联系指引》草案，开始在律师的协助下酝酿。它将如同一份清晰的地图，划出情感的禁区，标出责任的路径，旨在将一段曾经充满泥泞与拉扯的关系，导向一条虽然疏离、但至少稳定、可预期、不互相伤害的轨道。这是姐妹俩在精神上彻底成年后，对原生家庭关系进行的一次冷静而决绝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