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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的初夏，空气中已浮动着隐约的燥热。午后的阳光透过“丰隆”新总部大厦顶楼会议室的落地窗，在光洁的会议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一场关于某个海外并购案后续整合的高层会议刚刚结束，与会者陆续离去，会议室里只剩下韩丽梅和张艳红，以及弥漫着的、略带疲惫的宁静。
姐妹俩都没有立刻离开，各自整理着面前的文件，享受着这片刻的独处与松弛。自“建国基金”启动、“利他”文化重塑以来，整个集团的节奏似乎进入了一种既紧迫又沉静的状态——日常商业决策因价值尺度的增加而需要更审慎的权衡，但姐妹俩内心，却因找到了超越利润的航向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与从容。
桌上的内部通话器，突然发出轻柔的提示音，打破了寂静。是韩丽梅的特别助理林薇，声音透过扬声器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韩总，前台报告，有两位访客，自称是……是您和张总的父母，从老家过来，希望能见见你们。没有预约。您看……？”
“父母”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轻轻投入姐妹俩此刻平静的心湖，漾开了一圈微澜。她们同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相似的讶异，以及讶异之下更深层的、复杂难言的情绪。
自那年春节不欢而散，她们与北方的原生家庭，便陷入了一种近乎冻结的、疏离的平衡。除了逢年过节礼节性的、数额固定且由第三方（通常是律师或信托机构）代转的生活费，以及父母偶尔生病时姐妹俩会委托可靠的当地朋友或机构代为探望、支付医疗费用外，几乎再无其他实质性的往来。电话也极少，通常是父母那边有不得不联系的事情（比如老家亲戚的红白事需要“表示”），才会由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候几句，然后拐弯抹角地提起。每一次这样的接触，都像是一次轻微的拉扯，提醒着那段无法真正弥合的裂痕。
他们怎么会突然南下？而且直接找到了“丰隆”总部？没有提前打电话，没有通过任何中间人，就这样带着一种近乎鲁莽的、与过往他们行为模式不符的“直接”，出现在了这里。
韩丽梅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旋即恢复平静。她看了张艳红一眼，张艳红几不可见地点了下头，眼神里有疑惑，有警惕，但也有一丝几乎无法捕捉的、连她自己可能都未完全意识到的复杂波动。
“请他们到……到小会客室吧。我们马上过去。” 韩丽梅对着通话器吩咐，声音平稳无波，听不出情绪。
放下通话器，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张艳红轻轻合上手中的文件夹，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他们……怎么会来？”
“不知道。” 韩丽梅站起身，走到窗边，俯瞰着楼下如织的车流和渺小如蚁的人群，背影挺直，“既然来了，见见吧。让林薇准备点茶点送过去。” 她没有转身，声音里听不出喜怒，只有一种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处理棘手事务时的淡然。
小会客室位于同一楼层，私密而安静。当韩丽梅和张艳红推门进去时，她们的父母——韩父和张母，正有些局促地坐在柔软的皮质沙发上，背脊挺得有些不自然，与周围简约而考究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不过一年多未见，两人看起来似乎苍老了不少。父亲韩守业原本花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刻如刀刻，曾经总是挺着的、带着一家之主威严的腰背，此刻微微佝偻着，双手有些无措地放在膝盖上。母亲王秀芹穿着看起来是新买但款式早已过时的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努力挤出的笑容却带着明显的紧张和讨好。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两杯显然未动过的清水。
看到姐妹俩进来，父母几乎同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动作显得有些突兀和慌乱。
“丽梅，艳红，你们……你们开会开完啦？没打扰你们工作吧？” 母亲王秀芹抢先开口，声音带着刻意放轻的柔缓，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她的目光在姐妹俩脸上迅速扫过，又飞快地垂下，不敢长久对视。
父亲韩守业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干巴巴地挤出一句：“来了。” 他的视线落在韩丽梅脸上，又飞快地移开，看向地面，那里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理所当然和隐约的挑剔，只剩下一种近乎笨拙的、不知如何是好的窘迫。
这种态度，与她们记忆中的父母，与最后一次见面时那带着怨怼、算计和理直气壮索取的姿态，判若两人。那是一种近乎卑微的、带着明显讨好的小心翼翼。这种小心翼翼，像一层薄薄的冰壳，包裹着他们，也让整个会客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而凝滞。
“坐吧。” 韩丽梅率先走到他们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姿态放松却带着无形的距离感。张艳红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目光平静地落在父母身上，带着审视。
父母这才又慢慢地、略显僵硬地坐了回去，腰背依旧挺直，仿佛坐在针毡上。
林薇适时地敲门进来，送上了精致的茶点和热茶，又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茶点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却丝毫没有缓解室内的紧绷。
“怎么突然过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好安排人去接。” 韩丽梅开口，语气是商务场合常用的平和客气，听不出亲疏。
“啊，不用不用，不麻烦，不麻烦。” 母亲连忙摆手，脸上堆着笑，“我们……我们就是过来看看，看看你们。你们工作忙，我们都知道，本不该来打扰的……就是，就是……” 她“就是”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脸上显出窘迫的红晕，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
父亲韩守业清了清嗓子，声音有些沙哑，目光盯着面前的茶杯：“听说，你们公司，做得很大了。上了电视，报纸也登了。” 他顿了顿，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抬起头，飞快地看了韩丽梅一眼，又垂下眼皮，“你……你们，有出息了。比我们强。”
这句话，语调平平，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姐妹俩心中激起复杂的回响。承认她们“有出息”，承认她们“比我们强”，这在极度看重面子、尤其在意父亲权威的韩守业口中说出来，几乎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没有比较，没有酸溜溜的“要不是我们生了你”，没有理所当然的索取，只是一句干巴巴的、甚至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落寞的陈述。
张艳红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没有喝，只是借着这个动作掩去眼中的一丝波动。韩丽梅则神色不变，微微颔首：“运气而已。你们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吗？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她的问话直接而平静，将话题拉回“事务性”的层面。这是她们这些年默认的相处模式——保持距离，只尽最基本的、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
“没有没有！家里没事，都好，都好。” 母亲急忙否认，双手摆得更快了，“就是……就是想你们了。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你看你，是不是又瘦了？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 她的目光在韩丽梅脸上逡巡，那里面有关切，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惶恐的、生怕说错话、做错事的小心翼翼。她甚至不敢像普通母亲那样，伸手去摸摸女儿的脸，或者抱怨几句。
这种过分的小心翼翼，比直接的抱怨或索取，更让韩丽梅感到一种深沉的疲惫和疏离。它清晰地划出了一道鸿沟，提醒着彼此之间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和经年累月形成的冰层。
“我们都很好。” 韩丽梅简短地回答，语气没有太多温度，“工作虽然忙，但有分寸。你们也是，年纪大了，多注意身体。生活费每月都按时打到卡上，够用吗？不够可以跟李律师说。” 李律师是姐妹俩委托处理父母赡养相关事务的律师。
“够！够的！太多了，根本用不完。” 父亲闷声说，头垂得更低了些，“以后……以后不用给那么多。我们两个老家伙，花不了什么钱。”
这又是一句出乎意料的话。曾经，他们觉得姐妹俩给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是补偿，是赡养，甚至觉得还不够。如今，却主动说“太多”，“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