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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的老城区跟CBD像是两个世界。
苏砚的车拐进一条窄巷，导航上的箭头开始胡乱跳动，最后干脆罢工，屏幕上只剩下一行字：您已偏离路线。
“前面开不进去了。”她踩下刹车，看着巷子尽头那堵刷着“拆”字的墙。
陆时衍推门下车，环顾四周。这里应该是八十年代的职工宿舍区，红砖楼房最高不过六层，外墙的涂料剥落得像牛皮癣病人的皮肤。一楼临街的店铺五花八门——修自行车的，配钥匙的，卖殡葬用品的，还有一家招牌都歪了的理发店。
“正和法律服务所。”他念出手机上的地址，“向阳路118号附3号。”
苏砚指着斜前方：“那儿。”
那是一个夹在殡葬用品店和修车铺之间的门面，宽度不超过三米。门头上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塑料招牌，字迹被太阳晒得发白，只剩“正和”两个字还能勉强辨认。玻璃门上贴着“法律服务”四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代写诉状、离婚咨询、工伤索赔。
卷帘门拉下一半，里面黑洞洞的。
苏砚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上午十点四十七分。正常营业时间。
“没人？”她皱眉。
陆时衍没说话，径直走过去，蹲下来看卷帘门的下沿。金属门板上沾着新鲜的泥点，门缝里夹着一张被揉成团的纸巾，纸还是潮的。
“有人。”他站起来，“刚走不久。”
苏砚走到隔壁的殡葬用品店门口，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头正坐在小板凳上扎纸人。她还没开口，老头就头也不抬地说：“找老赵的？走了走了，一大早就有人来接他，拎着个行李箱，看样子是出远门。”
“什么样的人来接他？”
老头这才抬起头，混浊的眼珠转了转，看清苏砚的脸，愣了一秒，然后目光越过她，看到后面站着的陆时衍。
“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警惕地问。
陆时衍上前一步，从口袋里掏出律师证，在老头面前晃了一下：“我们是律师，找赵正和律师咨询点事。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老头盯着那个律师证看了半天，突然嗤笑一声：“律师？你们这些律师，一个个穿得人模狗样的，骗起人来比谁都狠。老赵当年要不是信了律师的话，能落到这步田地？”
苏砚和陆时衍对视一眼。
“您认识赵律师很久了？”苏砚问。
“认识？”老头把手里的纸人往旁边一放，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碎纸屑，“我跟他是三十年的老邻居，他开这个破律所的时候我还帮他刷过墙。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老赵当年也是大律所的人，穿西装打领带，出门有车接。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判了三年，出来就成这样了。”
他指了指那个夹在殡葬店和修车铺之间的门面：“租我这个房子的时候，连押金都交不起，还是我先垫的。说是开律所，其实就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帮人写写离婚诉状，跑跑工伤理赔。一个月挣的钱，不够你们这些人一顿饭钱。”
陆时衍的眉头皱起来：“您知道他当年为什么判刑吗？”
“不知道。”老头摇头，“他也不说。但我记得有一年，有个女的来找过他，开着好车，穿得很体面。两个人在屋里吵了一架，那女的一出来就哭了。后来老赵喝多了，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些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苏砚的呼吸紧了一瞬。
“那女的长什么样？”
老头想了想：“个子挺高，头发烫着卷，长得……挺好看的。开的车是白色的，什么牌子我不认识，但一看就不便宜。”
苏砚看向陆时衍。陆时衍的脸色微微变了。
“薛紫英。”他低声说。
苏砚没说话，但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了答案。
“赵律师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她问老头。
老头重新坐回小板凳上，拿起那个扎了一半的纸人，继续手上的活：“留了。他让我转告来找他的人——东西在老地方，有缘人自会找到。”
“老地方是哪儿？”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头头也不抬，“你们也别问我，问了我也不知道。老赵这个人，做事神神叨叨的，从来不跟人说太多。”
苏砚和陆时衍站在那扇半掩的卷帘门前，沉默了半晌。
陆时衍突然蹲下来，伸手去拉卷帘门。金属门板发出刺耳的嘎吱声，缓缓上升，露出里面的景象。
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进门一张老式办公桌，桌上堆着乱七八糟的文件。靠墙一排铁皮柜，柜门半开，里面空空荡荡。墙角放着一盆快死的绿萝，叶子黄了大半，只有一根藤还倔强地往上爬。
苏砚走进屋里，目光扫过每一寸空间。这里收拾得很干净，干净得不正常——桌上没有灰尘，抽屉里没有杂物，连垃圾桶都是空的。
“他走得很从容。”陆时衍站在她身后，“有时间收拾，有时间安排后事。”
“老地方。”苏砚重复着老头的话，“会是什么地方？”
陆时衍走到铁皮柜前，拉开所有的柜门，一寸一寸地敲柜子内部。敲到最下面一层的时候，声音突然变了，从沉闷的“咚咚”变成了空洞的“砰砰”。
他蹲下来，用手摸索柜底，摸到一条细缝。用力一掀，一块薄木板被掀开，露出下面的夹层。
夹层里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陆时衍拿出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叠照片和几张手写的信纸。
照片是十年前的——一群穿着正装的人站在某个会议厅里，中间那个人苏砚一眼就认了出来。
是她父亲。
旁边站着的人，她一个都不认识，但陆时衍的脸色在看到其中一张脸的时候，彻底沉了下去。
“是他。”他说。
那是陆时衍的导师，年轻了十岁的导师，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站在她父亲身边，两个人正在握手。照片的角度抓得很巧，那只握在一起的手被镜头放大，像某种仪式的见证。
信纸上是手写的字，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我叫赵正和，曾是明正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2008年至2010年间，我受命参与对天启科技公司的‘资产重组’项目。项目名义上是投资合作，实则是以注资为诱饵，制造债务陷阱，最终迫使该公司破产清算。
我负责的部分，是伪造天启科技公司董事长苏明远先生的签字，制造一份虚假的债务协议。协议金额三千万，还款期限四十五天。四十五天后，明正律师事务所以债权人身份提起诉讼，要求天启科技公司立即偿还债务。
苏明远先生无法偿还，公司破产。三个月后，苏明远先生自杀身亡。
我因此事获得二十万元报酬。一年后，我因其他事被调查，最终以‘职务侵占’罪名判刑三年。但伪造签字一事，从未被追究。
出狱后，我曾想说出真相。但明正律师事务所的人找到我，告诉我如果敢开口，我的家人会有危险。我没有家人，但他们说，没有家人的人，更容易‘意外死亡’。
我选择沉默。
这一沉默，就是十年。
直到三天前，有人找到我，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她姓薛，是明正律师事务所的人。她说，她也在找真相。
我不知道她是否可信，但我已经没时间了。身体不行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我想在死之前，把这件事说出来。
照片是当年项目启动时拍的，我偷偷留了一份。伪造签字的原始文件，应该在明正律师事务所的档案室里，编号J-2008-037。如果你们能找到那份文件，就能证明一切。
赵正和
2024年3月17日”
苏砚看完最后一个字，手在发抖。
陆时衍握住她拿信纸的手，发现她的手冰凉。
“他还活着。”他说，“我们还有机会。”
苏砚抬起头，眼眶泛红，但没哭。她只是看着陆时衍，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眼神。
“你知道吗，”她说，“我一直以为我爸是经不起打击，才会选择那条路。我一直怪他，怪他没有遵守答应我的事。现在我才知道，他不是经不起打击，是被人活生生逼死的。”
陆时衍握紧她的手。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他说，“不是为你，是为他。”
苏砚深吸一口气，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
“档案室，”她说，“编号J-2008-037。你能进去吗？”
陆时衍沉默了一秒：“可以。但需要时间——明正律师事务所的档案室在总部大楼地下二层，二十四小时监控，进出需要指纹和虹膜双重验证。我的指纹还在系统里，但虹膜权限三个月前就被注销了。”
“需要我做什么？”
“帮我引开注意力。”陆时衍说，“你那个假专利方案，不是已经在钓鱼了吗？让鱼咬钩咬得再狠一点，逼导师那边全员出动。只要他离开总部大楼，我就有机会。”
苏砚点头：“今天下午，他们会下载完假数据。明天一早，就会向法院提交新证据。明天上午九点，导师一定会出现在法院——那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场官司，他不会交给别人。”
陆时衍看着她，嘴角微微上扬。
“你知道吗，”他说，“我最喜欢你这点——从来不问‘能不能’，只问‘需要我做什么’。”
苏砚没理他这个茬，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突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那盆快死的绿萝，那张老旧的办公桌。
“赵正和，”她说，“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我欠他一条命。”
“那就让他活着看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陆时衍说。
两人走出门，隔壁殡葬用品店的老头还在扎纸人。看到他们出来，他抬起头，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
“找到了？”他问。
苏砚点头。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老赵走的时候，让我再转告你们一句话——小心那个女的。他说，她是个好人，但好人在这种地方，活不长。”
苏砚和陆时衍对视一眼，没有多问，上了车。
车子驶出窄巷，重新汇入主路的车流。CBD的高楼大厦重新出现在视野里，像一群沉默的巨兽，蹲伏在城市的天际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