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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庭帅！”刘镇彪再次领命，快步走出了书房。
刘镇庭缓缓起身，踱步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中华民国全图》前，目光紧紧锁定在黄河以北的区域，陷入了深思。
张小六被逼到求购军火的绝境，说明日军的试探已经极其频繁，华北局势随时会再度恶化。
看来华北这盘大棋，也该落子了。
忽然，他的目光越过北平，落在了更西北方向的张家口与察哈尔地界。
“西北军…二十九军…”
刘镇庭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点了点，突然想起了什么，嘴角扯出一抹极具嘲讽的冷笑：“对了，老子差点忘了。”
“那个号称民国‘吕奉先’的冯总司令，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该按捺不住，准备跳出来折腾了吧？”
想到这里，刘镇庭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随即，回到办公桌前，亲自草拟了一封密电给豫军总参议赵克明。
让赵克明私下接触这位倒戈将军，顺便借机报复下宋浙源。
……
当天晚上，中华民国的经济心脏——上海。
五月的黄浦江畔，连绵的梅雨给这座刚刚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东方魔都，蒙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愁云。
虽然租界内依然是霓虹闪烁、夜夜笙歌。
但在闸北、吴淞等华界地区，一·二八淞沪抗战留下的残垣断壁和焦黑废墟，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那场血战的惨烈。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这座位于华界与租界交汇处的三层西洋式建筑，此刻戒备森严。
大门外，两座用沙袋垒起的重机枪掩体里，趴着眼神冷厉的士兵。
他们身上穿的不是中央军的黄绿色军服，而是豫军标志性的灰蓝色军装。
司令部三楼，宽敞的司令办公室内。
身着灰蓝色军装，领口佩戴少将军衔的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冯庸，正端坐在椅子上，望着手中的电报沉思。
就在前几天（1932年5月5日），金陵国民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所谓“调停”下，正式与日本签订了这份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在这场长达数月的谈判中，日本人的做派可谓是把“欺软怕硬”这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
在面对刘镇庭和豫军时，日本人处处被动、处处妥协。
因为他们知道，刘镇庭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是真的敢拿大炮轰击日租界、敢和日军硬碰硬的狠角色。
关东军在大凌河、以及浮桥镇的惨败，让日本军部对刘镇庭和他的豫军，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忌惮。
可是，当谈判桌上的对手换成金陵政府的外交官时，日本人的嘴脸瞬间变得极其嚣张和蛮横。
不仅在谈判中寸步不让，甚至提出了一系列苛刻到极点的条件。
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死死咬住“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市区及周边（浦东、苏州河以南等）驻扎正规军”。
只能保留轻武装的保安团和警察，来维持华区治安。
据说，当这份苛刻的条件传回金陵时，那位老头子气得在办公室里跳着脚大骂“倭寇蛇鼠两端、欺人太甚”！
可是，骂归骂，老头子心里也有他自己的那把小算盘。
南方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第四次“围剿”，中央军的主力根本抽调不开。
他绝对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在上海地区和日本人再度全面开战。
但是，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经济都市。
不仅是江浙财阀的根基，更是国民政府超过一半税收的来源地。
真的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把正规军全部撤出上海。
那金陵政府不仅颜面扫地，更等同于把国家的钱袋子拱手交给了日本人和租界洋人。
就在老头子陷入这种进退维谷、极其棘手的绝境时，他身边的首席智囊杨永泰，适时地献上了一条阴毒且极其巧妙的计策——“驱虎吞狼，狐假虎威”。
杨永泰的原话是：“委座，既然日本人唯独忌惮刘镇庭的豫军，那咱们何不顺水推舟？”
“咱们可以下一道委任状，直接任命豫军在上海的那支部队（即冯庸所部）作为上海的驻防军。”
“毕竟豫军在编制上，毕竟也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
“这样一来，对内，保住了国民政府在上海拥有正规驻军的体面，稳住了江浙财阀的心。”
“对外，日本人惧怕豫军，也会妥协。”
老头子一听，这简直是一石二鸟的绝世妙计！
当即大笔一挥，当即就联系了刘家父子。
协商后，金陵方面以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名义，正式下发了委任状。
于是乎，冯庸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接到了金陵的委任状，摇身一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国民革命军少将、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正司令已经被调走了）
并领着自己的部队，进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
按照停战协定，日军的主力撤回了虹口等公共租界的日区，以及黄浦江上的军舰里。
而中央军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则撤到了昆山、苏州等浙江和江苏腹地。
偌大的一个上海华界，豫军反倒成了唯一一支拥有重火力、名正言顺的整建制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