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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绍的计划中，高丽是不征之国，他确实不打算出兵进攻高丽。
这样的国家，你别管它其他的如何，对待宗主国的态度绝对是合格的。
你出兵攻打它，你就是自己破坏了朝贡体系，没有人还会信你这一套。
但是可以慢慢渗透，继而和平收入领土。我的藩属国都是自己献土内附的，没有出过兵，除了率先挑衅的交趾李朝。
若是能提前把十几万、几十万劳力留在大景的土地上，等到掀牌那天，这就是一股极其利好的力量。
这些留在大景的劳力，可以帮助高丽百姓，快速融入大景之中。
而且被分封在辽地的定难军，当地的小地主们，也是自己的嫡系，也是跟着自己十几年的手下。
他们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好，没有人帮他们种，分再多地有什么用。
难道让他们全家齐上阵，除非现在有了全机械化的耕具，否则一家人再勤劳，也种不了多少。
很多庄主已经开始种树了
其实只要他们有了人手，有了庄客，有了佃农，那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辽东那地方，靠近高丽，也就变相靠近了东瀛。
再往东还有室韦、契丹、渤海、奚人，只要你有了人手，生产出东西，是不愁卖的。
这些人，陈绍得管，不能让将士们寒心。
对于高丽的反对，陈绍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实在不行的话，就从别处补偿。
西京之变，说明他们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
或许自己也可以拉拢分化。
崔顺汀想来金陵，等到诏令传到，再加上他用在路途上的时间，估计也得到新年。
陈绍心中暗道，今年还真热闹.
来自各地的使者，齐聚金陵，其实也是在建立一个新秩序。
而大景也在重建新的秩序。
在诸多既定的政令里，陈绍最开始动手的就是工院，因为工院是陈绍一手提拔起来的，最容易接受自己的改革。
——
在宇文虚中的提醒下，陈绍也开始注意到工院武器的制式问题。
若是不统一尺寸，将来联合作战，可能会出乱子。
此时在太原、大同、燕京、安南罗城、金陵都有火器工坊。
陈绍下令，让金陵的工院，拿出一个标准来，今后各地都得按照这个尺寸来打造火器。
匠人体系是陈绍政令最畅通无阻的地方，他在这里面说一不二。
主要原因还是匠人们以前的社会地位不高，是陈绍生生给他们拔高的，而且待遇也是陈绍给的。
吃谁的饭，听谁的话，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
眼看这件事推行的如此顺利，陈绍的瘾上来了，他下诏让白时中来见自己。
最近一直在韬光养晦，兢兢业业完成自己任务的白时中，听到诏令有些意外。
来到温泉宫之后，陈绍和他聊了很久。
最后提出自己想要改制科举。
白时中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原则。
虽然他自己是正儿八经靠科举上来的，但对于陛下要改制科举的事，他没有一点抵触。
然后在陈绍的指使下，白时中上了一封奏章，说是要改革科举。
正统进士白时中，一下子化身新制先锋，主张增科目、重策论、增算学、开实学科目。
但结果在意料之中，白时中的奏章几经周折，从御前到了中书门下，又到各级衙署、最后再回到御前，陈绍让大家讨论，官员们集体装聋做哑，就跟没看到一样。
白时中倒是不怕，自己是奉命上奏，要说主谋陛下就是自己的靠山。
有同僚来问责，他就装傻充愣，不然就在府上闭门谢客。
从安南回来之后，白时中就一直秉持一个信念，什么事都听蔡相的，都听陛下的，就绝对不会出错。
情状如此，实在是朝中诸臣的立场很复杂。状况并非大宋那般新旧两党的政见之争那么简单，里面还有许多强烈拥护陈绍，但是反对新政的，也有很多和稀泥的人。
对此陈绍没有继续试探，如果把一个个改革，看做一个个小怪的话，科举无疑是最难打的那个。
如果人们心中的观念，还没有发生改变，就贸然激进地改革科举，很有可能会出现负面效果。
非但达不到自己本来的目的，还会造成混乱。
陈绍要做的，就是让白时中这样的人，不断地抛出一两次的奏章。
先让大家适应适应——
金陵。
一座寺庙前，挤满了等候的人群。
今日当朝宰辅李唐臣要携家人来上香。
金陵城内外寺庙林立，既有六朝古刹遗存，也有南唐、北宋新建寺院。
但这一座凤游寺，还是有点特殊，始建于东晋兴宁二年，是六朝皇家寺院，顾恺之曾绘《维摩诘像》于此；
虽屡毁屡建，仍为文人雅集之地，寺内有“三绝碑”-——顾画、戴逵塑、王羲之书。
当初南唐在这里建升元阁，高240尺，约70米，使其一下成为金陵的登高胜地。
天上下着细碎的雪花，金陵的雪基本每年都下，但又很难形成积雪。
等人在寺庙外面下车后，便见江面上停泊的船只也在雾蒙蒙中难以看清。一队人打着青伞，走进了这风格古朴的寺庙。
这时主持亲自迎接上来，行礼称“阿弥陀佛”。
见礼罢，大伙儿便径直去了大雄宝殿。佛像前虽有功德箱，不过李相公一家供奉的香油钱稍多，便给了门口的一个和尚，还上了功德簿。
“叮！”地一声，和尚仿佛在提醒打盹的佛主，众人上前参拜了菩萨。
自从承天寺崛起之后，大景已经不会再出现大相国寺那般庞然大物了。
各寺的香火钱，最后要清算、缴税、入账，最后到手的要缩水一半。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僧侣都想还俗的原因，赚不到钱，还要辛苦去脚行传法，教人向善，还得监督地方邪教。
这东西其实和其他工作一样，都是要看性价比的，付出和收益严重不成正比，所以愿意干的自然就少了。
李唐臣的身份很特殊，除了是当朝宰辅之外，他还是府学教授出身。
所以在文官们看来，李唐臣应该是他们的领袖，是对抗科举改革的旗帜。
陈过庭是个五十余岁的人，长得非常文雅，是典型的士大夫模样。
他和李纲是至交好友，因为李纲接受了大景的官职，本想辞官的陈过庭也在大景留了下来。
并且随着大景迁都，他也来到了金陵为官。
他的官职不高，在太学院任职，但资历很老，在士林中颇有声望。
尤其是隐田案、洛阳案、魏礼案把大部分大宋留下的有名望的公卿，全都发配到边疆之后，陈过庭的地位也陡然上升。
李唐臣不知道他为什么约自己在佛寺会面，但恰逢年关，他的老母亲信佛，正好就带着家人来上香。
几个人从佛像侧后的后门进去，主持道：“二位施主请到斋房歇息，待到午时，老衲叫人备几样清茶素饭。”
陈过庭道：“有劳大师。”
大宋的文教发达，所以和尚们普遍很有文化，出过许多有才的僧人，与士大夫的关系也很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