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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杜兰看向弗雷西内和罗斯柴尔德：“我们太习惯于将正义完全交给那些国家机构——警察、法庭、监狱。
我们认为这是文明进步的必然终点。但这本身，或许是一种历史偶然，是特定社会发展或者制度实践的产物。
我们是否过于相信，只有将惩罚恶人的权利彻底上交，剥离所有个人的情感，才能实现‘纯粹’‘绝对’的正义？
也许，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遗忘了正义源自人类最初的道德观念，源自我们对被伤害的恐惧，和对阻止暴力的渴望。
法律当然重要，但当法律出现巨大漏洞时，是否应该完全否定那些因此被摧毁的人，基于道德感而采取的过激行动？
我并不是说私刑是正确的，我是说我们用来评判那十二个人的标准，本身也只是特定制度的产物，绝非天然如此。”
埃米尔·杜兰的发言，提醒了在座这些欧洲精英，他们视为圭臬的原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争论真正开始升温，是在历史学者保罗·莫罗发言之后。
他站了起来，环视众人：“杜兰先生的发言有趣。我也想提醒诸位，欧洲也并非一片‘规则至上’的净土。
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充满了种种‘以谎言维持秩序’的先例，而且往往规模十分宏大。”
所有人都被这个有些“惊悚”的观点给吸引了。不少人皱起了眉头，仿佛被冒犯了；唯独莱昂纳尔露出了一抹微笑。
保罗·莫罗站了起来，开始踱步：“王朝时代总宣称‘君权神授’，但有多少君主真的配得上那种神圣的光环？
宗教战争后达成的妥协条款，又掩埋了多少血债？这一百年来，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精心筛选甚至编造历史记忆……
我们社会的稳定，很多时候恰恰建立在被默认、被共谋维持的‘谎言’之上。哪怕谎言有时纯粹只是为了巩固权力。
与那些相比，一列火车上的十二个人，为了惩罚一个逃离法律制裁的凶手而编造谎言，或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
莫罗的话把所有人都拖进了无法回避的责任之中，也让车厢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车轮规律的轰鸣声仿佛在提醒他们，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支持过某种谎言，有些同样有神圣的借口。
为什么这些“谎言”用国家或者君主的名义发布时，人人心知肚明却都保持沉默；而轮到个人，却要受到苛责？
令人意外的是，最终打破沉默的，是罗斯柴尔德夫人。
这位银行家夫人在整个讨论中大多时候在倾听，此刻，她却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诸位先生说了很多，法律、秩序、系统、历史、文明……都很重要。但我想回到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侦探波洛看到了两种真相，一种让罪恶暴露，但可能引发更多纷争；另一种遮盖罪恶，但能让活着的人得到安宁。
法律，如果它只能通向第一种，只能用冷酷的程序撕碎灵魂，却对十二个人的痛苦、对死去的小女孩视而不见……
那么这种法律，在我看来，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尊严。它变成了一台机器，一台足够公正但毫无人性的机器。
正义，难道不应该是温暖的吗？如果法律给不了，而一些人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并且没有伤害其他无辜者……”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大家都知道她选择了站在哪一边。而罗斯柴尔德夫人同时代表了另一种观点：
更注重结果，更关心具体的人而非抽象原则。
她的丈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明显有些不悦，但是在这个场合下，却不能发作出来，只好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但是这个观点，却让所有的女性乘客都深以为然，纷纷点头表示支持。
争论在持续进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两派对立，而是多种价值观的相互拉扯与撕扯。
艺术家如路易·贝尔坦，同情个体的痛苦，却也对暴力的正当性心存疑虑；
政要如弗雷西内，强调制度的责任与稳定，却也无法否认制度在极端情况下会失效；
学者如杜兰和莫罗，一方面不相信法律就“天然正确”，却也知道任何替代方案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感性如罗斯柴尔德夫人，则从人性和人文的角度，对僵化的法律提出了朴素的质疑。
大家都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说服其他人，但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明确的胜者，反而让问题更复杂、更无解。
莱昂纳尔默默地听着这一切，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苏菲也在认真倾听，时而点头，时而蹙眉。
这时候，乔治·纳热尔马克斯发现了莱昂纳尔这个“始作俑者”一直置身事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他连忙打断众人的讨论，直接询问：“索雷尔先生，你怎么一言不发？‘东方快车谋杀案’毕竟是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