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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首相格莱斯顿和内政大臣哈考特用尽了政治辞令，把责任像灰尘一样掸向各个角落，唯独不落在自己肩上——
但《费加罗报》的专访和《波西米亚丑闻》将不在英国连载的消息，仍然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了皮肤上，烫得英国人原地齐飞。
过去一周，英国报纸还在争论“该不该拒绝索雷尔入境”——
有些说该，主要是自由派报纸；有些说不该，主要是保守派报纸。
但无论如何，这些讨论至少还在“该不该”的范畴里打转。
现在《费加罗报》和莱昂纳尔把问题换了个问法：“英国还配不配自称自由国家？”
这就不一样了！
《费加罗报》不是俄罗斯的《公报》，不是柏林那些奉命行事的官报。
它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读者则囊括了全欧洲的精英，甚至在美国都有大量的订阅者。
这些精英人人读过伏尔泰，知道洛克，熟悉英国自己吹嘘的那套“自由传统”。
现在他们看到《费加罗报》在问：英国佬，你们的那套传统还在吗？
这个问题，现在的英国人自己也不敢肯定地回答。
《曼彻斯特卫报》编辑部，主编斯科特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两份报纸。
左边是《费加罗报》，右边是《泰晤士报》。
他先看《费加罗报》的专访，看了两遍，然后看《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
社论标题是《海关执法的必要边界》，写得四平八稳。
大概意思是说政府有权基于公共秩序考量拒绝任何人入境，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做法，法国自己也会这么做云云。
斯科特放下报纸，对助理编辑说：“《泰晤士报》在避重就轻！”
助理编辑点点头：“他们不敢碰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斯科特站起来，走到窗边。曼彻斯特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今天也不例外。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英国像一座老房子，家具很漂亮，但有些房间太久没打开了，于是就连主人自己都不记得里面有什么。”
斯科特转回身：“我要写一篇社论，标题就叫《被关闭的房间》。”
助理编辑好奇地问：“那内容呢？”
斯科特叹了口气：“我不想说英国该不该拒绝索雷尔，我只说政府该不该给出适当的理由。
一个拒绝解释的自由政府，和一个拒绝解释的独裁政权，区别在哪里？”
助理编辑犹豫了一下：“这么写会不会太尖锐？”
斯科特笑了：“尖锐？法国人都把刀架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担心尖锐？”
第二天，《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出来了。
文章没提索雷尔的名字，只说“最近一位外国作家被拒入境”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文章写得克制，但问题问得刁钻：
【如果一个决定无需解释，那么谁能保证这个决定是公正的？
如果连解释的义务都没有，那么权力和专断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常说俄国是专制国家，因为沙皇的警察可以随意抓人而不必说明理由。
那么，我们的海关官员可以随意拒绝外国公民入境时，我们和俄国区别何在？】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自由不应该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应该一套可供所有人检验的程序。
现在，程序被我们的官僚装进了箱子里！】
这篇社论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每日新闻》转载了核心段落，加了编者按：
【我们同意《曼彻斯特卫报》的观点。问题不在于谁被拒绝了，而在于拒绝的方式。】
《帕尔马尔公报》更直接：
【政府有权说不，但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沉默不是权力，是怯懦！】
自由派报纸开始形成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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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10号，首相格莱斯顿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秘书送来一迭剪报，都是今天各报的评论。
格莱斯顿快速翻看，越看脸色越沉。
他把剪报推到内政部长哈考特面前：“你的‘舆论冷却’策略好像不太管用。”
哈考特额头冒汗：“这只是自由派报纸在闹。保守派媒体还是支持我们的。”
格莱斯顿抽出一份《泰晤士报》：“支持？你看看吧，通篇都在打官腔，一句硬话不敢说。这叫支持？这叫应付！”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现在问题升级了。不再是‘该不该拒绝索雷尔’，而是‘英国还算不算法治国家’。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吗？”
作为内政部长的哈考特当然知道，英国赖以自豪的，就是那套“法治传统”。
议会主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这些词写在教科书里，刻在每个英国人的脑子里。
虽然运转起来有这样那样的“潜规则”，但那不能拿上台面来说——比如暗示把《良言》踢出“邮费优惠”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