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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人的思想慢慢变了,儒家的理念也慢慢变了。
由汉唐的“刚健有为”,渐转为宋明的“内敛守成”;
由“兼济天下”的豪情,退化为“独善其身”的谨慎;
由“华夷之辨”的凛然,弱化为“息事宁人”的妥协。
到了宋代,文人的形象已经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书生。
他们皓首穷经,他们吟风弄月,但他们不识五谷,不知兵事。
苏东坡那样能写“大江东去”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文人,连马都骑不稳,更别说上阵杀敌。
他们对战争的理解,来自兵书,来自史书,来自想象,然后用这些想象去指挥战争,结果可想而知。
宋代“将从中御”的荒诞制度,便是如此:
皇帝和文臣们躲在汴梁城里,用阵图和文书指挥千里之外的军队,外行指导内行,不败才怪。
而文臣集团发自本能地厌恶战争,其实是最现实的利益考量:
战事一开,武将必然立功;武将立功,地位必然上升;地位上升,权力必然膨胀;
武将膨胀的兵权、财权、话语权,必然挤压文臣的生存空间与实际利益,动摇他们文治话语权。
至于“恢复汉唐旧土”,喊喊口号尚可,真要付诸行动?
算了,太危险,太费钱,太容易让武人坐大。
文武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彼此敌视,彼此制衡,再也回不到汉唐那种文武一体的气象。
文臣视武将为粗鄙,武将怨文臣为掣肘。
一旦朝中言战,文臣必齐声反对:“兵凶战危,劳民伤财,胜则武将权重,败则国本动摇。”
是以两宋三百余年,除岳飞等寥寥数人外,罕有主动经略四方之志。即便面对辽、金、蒙元步步紧逼,亦多以岁币、和议苟安一时,终至亡国。
这一点,放在大明朝堂,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朱元璋起于布衣,身边跟着的是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这帮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老兄弟。
这些以勋贵为主的武将集团,在开国的头几十年里,把文臣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帮骄兵悍将,是朱元璋的老兄弟,除了尊重朱元璋外,又怎么会把其他人放在眼中?
文臣们只能缩着脖子做人,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可朱元璋终究也逃不过帝王私心。
他为太子朱标迎娶的正妃,是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之女;
嫡长孙朱雄英,便是常遇春的亲外孙。
这一层结姻,用意再明显不过:
朱元璋要将淮西勋贵这股最强大、最忠诚的武力集团,通过血脉传承,牢牢绑定在太子、皇孙一系,确保大明江山万无一失。
但这不符合文臣的利益。